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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犹新:1948年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

2015-11-21 20:51:54来源:时代邮刊2015年第三期作者:沙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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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3日,上海外滩。

远远望去,人山人海,道路不通。为了争取每人可认购一两黄金的机会,男女老少冒着凄风苦雨,不顾冬寒袭人,死死守在银行门口。

更严酷的考验是在人群中被挤得死去活来,毫无章法的人群几度让秩序濒于崩溃。


“轧金子”的情形


当时内战正酣,面对贬值近千倍、业已宣告“破产”的金圆券,黄金自然是乱世里真正靠得住的硬通货,无论是公司职员还是贩夫走卒,都想尽办法兑换黄金,这类行为在彼时的上海滩也被称为“轧金子”。

那时正在上海游历的著名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尔·布列松特地跑去外滩银行,拍了一张流传至今的摄影作品《轧金子》,照片里的民众,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如“贴大饼”般紧紧挤在队列中,眼神一律定格于远处的银行。

用时任上海市长吴国祯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形是:“当通货不稳定时,人们总会试图抓住一些价值稳定的东西,所以中国在那些日子里,人们都争先去弄外汇和金条。”

尽管有此预期,但吴市长面对躁动不安的市民,同样陷入无奈,只能坐视一场又一场悲剧的发生。或如1947年7月美国《生活》杂志所形容的那样:“当上海市长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份工作。”

1949年新年前夕,这位干着“最艰难工作”的上海市长,迎来了任期内异常糟糕的一天。1948年12月24日,摆在吴国祯办公桌上的报纸头版标题是——“一两黄金七条性命,上海外滩演出巨大惨剧”。

“临时戒严”失灵


惨剧发生在12月23日。这一天是上海市民存兑黄金的第二次申请期。当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邮汇局、合作金库分库共6处分别发放黄金存兑申请书。在黄金即将全部撤出上海的传闻笼罩下,560万市民几乎都骚动起来,原本就摩肩接踵的外滩各大银行门外,又迎来一波波人潮。

早在前一天(22日)下午5点,外滩各家银行门口便已开始聚集大批市民。至当晚8点,虽然天上飘起阴冷的冬雨,外滩一带仍然人头攒动。

全市警察如临大敌,曾几次试图驱散聚集的人群,但人们异常顽固地扎在各大银行前,即便一度被驱离,马上又会在之前的“阵地”重新集结。无计可施的军警当局只能宣布南京路、外滩、四川路及四马路(今福州路)临时戒严,然而仍不能阻止市民涌来。

当晚外滩及附近地区交通已陷入瘫痪,附近银行、公司的职员无法正常下班,甚至一度被堵在办公楼内无法出入。

午夜时分,在全副武装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下,在风雨飘零中,将近7万人在外滩度过了不眠之夜。


“挤死人”变成现实


12月23日凌晨四五点,听闻外滩挤兑人潮蜂拥的信息后,市民愈加恐慌。担心手中的金圆卷沦为废纸,更多人涌向外滩。

上午银行即将开门时,苦苦等待一夜的人群瞬间爆发。现场负责维护治安的500余名警察,渐渐无法招架失序的人潮。

时任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紧急赶往现场,但仍然无法阻遏,形势急转直下。

银行开门后,为了向前多进一步,排队者之间大打出手,甚至向执勤的警察挥出老拳。民众冲进银行大门,以至于砸破门窗,银行里的铁栏顷刻间被推倒在地。糟糕的是,同时被推倒的,还有裹挟其中排队兑金的普通民众。

“挤死人”的哀号不再只是抱怨,变成了真切的求救。越来越多的市民被澎湃的人潮推倒、淹没,警察们则自顾不暇,完全丧失维持秩序的能力。

俞叔平已知大事不好,下令出动“飞行堡垒”弹压。

所谓“飞行堡垒”,即当时被叫做“特别警察”的骑警部队。骑着高头大马的骑警们挥舞着警棍,才勉力从人海中开出一条通路,以便让救护车靠近。人潮暂时退去后,一片狼藉。这场外滩踩踏事件,有7人丧命,重伤者50余人。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市长吴国祯紧急与中央银行联系商讨措施。当天下午5点,中央银行奉令宣布:即日起停止黄金兑存业务,以平息外滩的混乱局势。

事后检讨这桩惨案,曾有媒体这样估算:1948年时上海人口约560万人,指定可兑存黄金的只有8家银行,拥有身份证而可兑换黄金的成年人便有约300万人,依照每人3个月存兑1次的规定,平均每个银行每天须办理4200件黄金兑换业务,8家银行共计须办理30600件。

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12月23日当天,根据警方事后估计,聚集在外滩的民众在7万人以上,甚至突破10万人——全市近三十分之一的成年人口都挤在这片弹丸之地。

更要命的是,这8家可以运作黄金兑换业务的银行全部集中于一处,彼此相距甚至不到200米。

当年刚14岁的作家李敖目睹了外滩这一幕,曾如此回忆:“清早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


惨剧为何发生于上海的“脸面”


惨剧发生后,对上海市政府管制无力的批评自然不少。然而,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聚集,在外滩历史上也是头一遭。自开埠后,外滩就是近代上海发展的起点、中心乃至象征。在这桩惨剧前,外滩一带尚未发生过如此严重的踩踏伤亡事故。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来,在抗战爆发前,尚在公共租界治下的外滩是银行洋行集中之地,金融商业机构快速成长,外滩地区也进化为整个上海近代化的“示范区”,也是以旅沪外侨为主的高档社区。

换而言之,外滩并非大批华人市民聚集活动的区域,虽然车水马龙,但人流量反倒不大。收回租界后,外滩人流量虽然增多,但一般而言仍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来,无论是工部局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对外滩地区的维安工作异常重视。以1937年5月为例,工部局巡捕房一个月内出勤警察达157人次,其间拘捕的各色嫌疑人共计2177人,对于治安维护可谓不遗余力。

1945年后,接管租界的国民政府同样不允许作为上海“脸面”的外滩一带出现大的混乱与动荡。然而,随着各方面局势尤其是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传统管制效率迅速崩坏。有限的警力不得不应付全市各地此起彼伏的罢工抗议,反而对外滩这类重点区域的安保有所疏漏。

挤兑黄金惨剧发生前不久,上海市政府刚成功地化解了由于通货膨胀而引发的“米荒”。1948年入冬后,全市警察都重点布防在各大米店周遭,随时准备应付抢米的人潮。

随着外购粮食运入上海,“米荒”渐告平息,黄金抢购风潮却又意外来袭,而且规模与激烈程度,相较“米荒”有过之而无不及。疲于奔命的市政及警察当局,在当时根本来不及、也顾不上考虑合适的应对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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