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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App:唤醒国人迟来的“税感”

2019-03-18 16:46:24来源:2019年3月上半刊作者:张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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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个人所得税”App上线,人们可以在上面填报6种个人所得税抵扣项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这6项支出按照一定额度可以在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中扣除,然后再计税。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指出:“自行申报既是纳税人的义务,也是纳税人的权利,这将有助于唤起纳税人的权利意识。”换句话说,自行申报纳税才能让人们切实地具有“税感”,感知“税痛”,关心自己的钱被政府花到哪儿了。它的出现,是中国居民主动申报纳税信息的里程碑。


租客与房东扯皮


在6种抵扣项目中,最牵动社会神经的是住房租金抵扣。长期以来,租房无税几乎已经成了大家的一种“共识”。而在这次个税信息填报中,租客可以填写房屋租赁信息,包括合同编号、房屋地址、租赁方信息(中介或房东),根据所在城市规模,每个月可以享受800元、1100元和1500元不等的个税抵扣额度。

租房信息的公开让整个房屋租赁市场“紧张”了起来。上海一家大型中介机构的业务员说,“我们不建议客户报税”,因为一旦追缴房东的税,金额会比租客的减税额高很多,而房东一定会把这部分成本追加在房租里,从而抬高租房价格。简单算一笔账,在上海租一处月租一万元的房子,房租交税350元,若租客月薪一万元,申报抵扣房租1500元后,实际减税金额是150元。也就是说,为了补上租客减少的150元,房东要多交350元。在好房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房东会把这350元转嫁到房租里,最终租客要多交200元。而在一般情况下,多出来的税负则会按照议价权强弱,在租客与房东之间进行分配。

据某品牌长租公寓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第一时间在产品首页公示了企业信息,旨在方便租客申报,但具体税收政策需要咨询当地的税务主管部门。该品牌创始人说:“目前只是公告了企业信息方便用户申报,但后续问题企业也没把握。”开始申报以来,公司每天的客服电话中,约有7%是咨询个税抵扣问题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明艺分析,其实中介机构比房东还要紧张,因为这样一来,中介机构的真实业务量就会暴露在税收机构面前,“很可能会突然发现某个地区的某家中介多出了100份租房合同”,追查下去则会涉嫌偷税,需要补增值税、房产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各种税金。

2019年1月8日,上海税务部门称,针对房租收入的综合税率为3万元以下3.5%,3万元以上5%。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政策制定阶段,有关部门的专家和官员曾考虑需要租金发票以抵扣个税的方案,后经讨论被否定。目前,个人申请抵扣房租时,只需在App上填报金额即可。

“85后”白洁带着丈夫回国工作,因为所在单位可以全款抵扣租金支出,他们便向中介索要房租发票。最终,他们去税务局交了税、计在房东名下,才拿到了发票。她说在美国,房东把房子委托给中介出租,一旦找到租客,中介有义务马上上报税务机关,然后房东会收到通知,按照房屋估值,在税务系统申报。与之相比,国内的房租交税还处在相互扯皮的阶段。


“60后”几乎无可抵扣


财政学博士臧建文认为,个税附加扣除政策的实施是“从0到1”的质变;6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从征求意见稿到公布正式办法,是“从1到10”的量变摸索。但他认为仍有细化空间,比如3岁以下的子女目前不享受抵免,但他们的养育成本是家庭的一大负担,税收抵免应予以照顾。美国个税的税收抵免就包括儿童税收抵免,即年收入在一定限额内,每个未成年子女均可享受定额抵税。

在陈明艺看来,中国此次税收抵扣是“中等水平”,因为惠及的人群仍不算广。“70后”可以抵扣的主要是赡养老人和房屋贷款利息,大多不超过4项,而“60后”在职者几乎没有可抵项。在所有年龄段中,覆盖6项抵扣最多的人群集中在1980年—1985年出生的一代。

在享受实惠的同时,很多人担心会不会把个人信息暴露给国家机关。其实,公民的个人信息原本就广泛存在于各个政府部门,只是这次以个税填报为契机,由税务部门完成了信息的汇总。一位税务专业人士说,身份证号作为纳税人的唯一识别号,只要公司给个人支出填写了身份证号,这个人的收入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纳入监控的。所以不是有了App,你的信息才被掌握,“而是它早已被掌握,只是你不知道”。


高收入人群最担心


在此次个税调整中,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即个人纳税范围的扩大——首次从工资薪金报酬,扩大到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4种收入。登录App以后,也许你会发现自己的雇主不止一家,因为只要你在其他地方获得了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提供了身份证号和银行账户,这个信息就会自动显示在你名下计税。

国际税务师、沃晟法商学院副院长冯骜说,这次征税新政加大了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力度,对于此前财富积累“说不清道不明”的部分高收入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税务部门会不会“秋后算账”,追缴之前没有合规缴纳的个税。实际上,这是中国个人所得税税制从“分类税制”(单项计税)向“综合税制”(综合收入计税)转变的第一步。

在之前的分类税制下,收入结构单一的工薪阶层是最“疏而不漏”的纳税者,而那些收入结构复杂、收入来源广泛的非工薪阶层,却往往因为每一类收入都达不到起征点,且无人跟踪追缴,反而可以不交或少交税。李炜光说,合理税制,就应该是以一个人的综合收入计税,纳税人的所有信息都记在一个身份证号或税务号下面。目前,尚未纳入个税的还有5项: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

“直接税”比重不断增加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是“直接税”,增值税、营业税等是“间接税”。目前,“直接税”在全国税收收入中占30%,个人所得税占比不到10%,因为中国的大多数税收都是隐藏的。以香水为例,价格1500元左右的香水,包括250元增值税、440元消费税、5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也就是说,一瓶香水差不多一半的价格都是税。

李炜光说,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很难体现税收的公平性,因为它“见发票就开征”,谁买东西谁承担,纳税人在法律上扮演了一个“植物人”的角色,几乎没有权利意识。而欧美国家的税制以直接税为主,个税占比高达30%甚至50%以上,人们对税收的行权意识更强。

通过对2009年—2018年个税规模的观察,陈明艺发现,目前中国税收的趋势是间接税为主,但直接税比重在不断增加,10年间,个税在全国税收的占比从6.6%提高到了8.7%。眼下的个税改革也是在为以后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目标做准备。但为什么人们对于较高的个税税率没有太大感觉呢?主要原因在于征税方式。中国个税长期以来都由单位“代缴”,这等于在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增设了“第三人”。好处是可以切实保证税务机关的税收来源,一定程度减轻纳税人的申报负担,但缺点在于它切断了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淡化了人们的“税感”和“税痛”。

“个人所得税”App唤醒了人们的主动申报意识,人们的“税感”被激活了,个人申报有望逐渐成为人们公认的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同时,此次改革还实现了从“分类税制”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的转变,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税收压力,加大了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力度。通过税收抵扣加强人们自主申报纳税信息的意识,使其对个人所得税有更强的“税感”和权利意识,进而监督政府对税款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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