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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官员:兵头将尾的日子

2018-12-05 16:33:30来源:2018年9月上半月刊作者:尤 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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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80后干部成长起来,他们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特点。

记者见到赵建的时候,他正准备结束周末休息提前回乡镇工作,“把该走访的贫困户走访了。”乡镇换届中,他从镇党政办主任提拔为党委副书记,成为该镇唯一的80后领导干部。

“都奔四了,就是做书记,也没啥奇怪的。”赵建是1984年出生的,“上次换届后,县乡一级80后官员已经很普遍了。”

对于80后官员,赵建认为,“应该处于整个干部队伍承上启下的位置,既是中间,也是中坚,兵头将尾吧。”至于几年前舆论的争议,他反问:“时至今日,80后难道不应该或者不能够担当起中坚力量的角色?”其所在县目前35—45岁的干部是中坚力量。



年龄优势正逐渐不在


提起几年前备受舆论争议的80后官员,越级或突击上位可能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人们习惯于用“台阶论”来看待干部升迁,即一个干部要承担一定的职务,就要经过不同层级的历练,因而对于越级或突击上位的80后官员具有很大的错愕感。

“也正因如此,当时的80后官员是零星而扎眼的。”一名研究干部队伍多年的研究人员称,到现在“至少80后的处级官员已经不少了,各地从之前的零星提拔渐渐转为有计划的补充”。

虽然事隔不到几年,但是现在80后官员已经呈现与之前80后官员一些不一样的特点。比如升迁速度逐渐慢下来。

在四五年前,提拔速度快是当时80后官员的一大特点。一项学术研究称,以80后副县级干部自参加工作起到副县级的提拔速度来看,平均历时6年,有些甚至更短。如山东官员张辉,从科员破格提拔为正科,仅用了1年,从副处到正处,又只用了1年,从正处到副厅也仅仅9个月。

但是10年前的2008年,张辉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后,到目前已当了两个县区的书记,现任济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一直在副厅级岗位锻炼。

不止这些80后“明星官员”升迁慢下来,绝大多数80后处级干部也多是一步一个脚印。1982年出生的邹宁就是如此,毕业后其在街道工作了近4年,去了区司法局。2年不到,又回到乡镇做党委委员、副镇长。这样在乡镇和区里来回调整了2次,去年从乡镇镇长提拔为副县长。

都说“年龄是个宝”。在四五年前,年龄是当时80后官员最大的优势之一。“现在1985年前出生的80后官员,年龄优势正逐渐不在。”1982年出生的何军在正科级岗位上任职6年了,最近当地正在优化干部队伍,提出要任用一批年轻干部,“但以1983年为界划了一道杠,我刚好被排除在外。”

他说,在当地省直机关以及一些国企,80后干部开始面临着90后的竞争。“80后奔四的同时90后也在奔三,一些能力强的90后,已经成长起来了。”不过他也承认,1985年之前出生的干部在基层仍有较为明显的年龄优势。“尤其是在县以及乡镇,这里沉积了中国最大规模的干部队伍,年龄均偏大。80后虽已不是小字辈,但仍是这些地方年轻力壮的主力军。”


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记者问赵建:“兵头将尾曾是近十年前,媒体对70后官员特点的概括,现在用在80后官员身上,合适不?”

“以10年为一个阶段,现在的80后官员与十年前的70后官员相比,在工作中都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赵建称,“但部分80后官员成长与10年前的70后官员不能相提并论,处级干部中,80后的比重并不大。”

1984年出生的祝亮,去年从县级部门副职提拔为当地编办主任。年初启动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县委书记忙着应对,当地早已安排的另一项改革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基本就全部落在他头上了。“方案要求和党政机关改革方案一起出,上面指导性的东西也缺乏,只有先到处去考察,看看其他地方都是怎么搞的。”周末,他要带队到东部沿海地区去考察。他估计后面方案的实施,可能也要他具体负责,“那将来会更忙。”

几年前舆论质疑80后官员,质疑最多的是他们的能力,有些甚至用上了“娃娃官员”这样的称呼。现在“娃娃官员”经过多则15年、少则五六年的工作历练,已逐步成为各自领域的能手。

80后的张华最初就是典型的“三门干部”,“刚到镇上时,和老百姓打交道、做工作,不是胆怯,就是完全没办法沟通。”他先做学生,多跑、多看、多想、多问,虚心向乡镇领导、包村工作队老同志、村干和群众学习,从抓基层党建、村干部管理到发动甘蔗生产、抓计生、新农合征收、清洁乡村等各项工作都参与过,慢慢成了当地公认的“处理问题高手”。

党员干部同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一样,也会有各种生活压力。相对10年前的70后官员来说,由于工资待遇等“后门关上后前门并未打开”,部分80后官员面对的生活压力更大。

“就我的了解,80后官员由于任职时间、职务级别等原因,除了个别特殊地域、特殊岗位之外,大部分每个月实际到手的收入很难突破6000元。”上述研究人员称,如果没有相对殷实的家境,在来自衣食住行等方面巨大的压力面前,这点收入显得有点单薄。

36岁的李巍前几年通过遴选,从县里调到省直机关。农村娃,上有老、下有小。“还好当初调过来,看没有分房的机会,就贷款买了一套小房子,不然以现在不断上涨的房价,我也只有看着。”不过即便如此,他每个月要还近5000元的房贷,还贷之后,每个月工资所剩无几。为了尽量节约生活开支,他基本一天三顿都在机关食堂吃,“还好,我不是个金钱欲望过强的人。”


兵头将尾遇到“35岁现象”


但并不是每一个80后官员,都能如李巍一样。

“天津市西青公证处主任田健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信银行南昌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姚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仅今年4月份,就有多名80后官员落马。恰是风华正茂、前景光明,却陷入了严重违纪违法的泥淖,令人唏嘘,又催人反思。

前些年,在研究违纪违法人员的年龄段时,有人提出了一个“59岁现象”。近些年情况有了变化,“35岁现象”增多,违纪违法案件越来越呈现出年轻化的发展趋势。

据北京、广州等地纪委调查统计,31至45岁年轻干部占腐败干部比例均超过51%。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统计,2008年至2012年间,该院查获“年轻干部”为主体的职务犯罪案件,当事人几乎均为任现职不久或提拔不满5年。

从已查处的年轻官员贪腐案看,他们多为高学历、高智商人群,普遍思维活跃、敢想敢干,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业务骨干,但他们作案更贪婪、更大胆,贪污、挪用公款动辄上百万元,受贿中主动索贿的也不鲜见。

安徽长丰县医院办公室原主任邵某就是其中的典型。1982年出生的他,在担任县医院办公室副主任、主任4年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使用虚假发票、收据等进行报销,骗取单位资金共800多万元,平均每月贪污公款近20万元,其贪腐行为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透过冷冰冰的数字和案例,不难看出,这些青年之所以从天之骄子迅速蜕变为腐败蛀虫,在人生的起跑阶段就被撂倒,其根源在于作风出了大问题。不过,相对于移送司法,轻微违纪的80后官员更多。

某县级纪检干部最近就遇到一件80后官员违纪的事。“这个80后刚从乡镇提拔到县里农业产业园区做副主任,高中同学就找到他,让他帮忙联系园区内一家休闲农业公司,办一次同学会。高中同学是事业单位干部,已违规组织多次同学会,这次又找上他,虽然说也会给一定的费用,但他找到企业,企业也就是象征性收点钱。”上述纪检干部称,这名80后组织、参与和联系的同学会,办了两天,在当地引起了很多议论。

最终,当地纪委依照相关规定对这两名80后官员都进行了处理。

一边是兵头将尾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边是无法回避的腐败“35岁现象”,80后官员如何健康成长,值得探讨。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走偏。比较典型的是共青团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原书记杨俊峰。他32岁就成为正处级干部,一度风光无限,成为“80后”公务员谈论的热点人物。然而,2012年至2013年,杨俊峰通过虚列培训费、会议费以及将青联委员捐款不入账的方式,套取现金设立“小金库”;在被约谈的时候,表面上信誓旦旦,实则不以为然、心存侥幸。最终他被开除党籍,撤销共青团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从正处降为科员。

其实不管是80后官员,还是其他年龄段官员,有一条是相同的:每一次对纪律的漠视、对规矩的践踏,都可能成为打开贪腐之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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