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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二十二》:还原更真实的“慰安妇”

2018-01-30 18:56:24来源:《时代邮刊》2017年第10期作者:袁贻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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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流量明星、没有话题炒作,纪录片《二十二》就在媒体和观众们奔走相告、自发买票的观看中,默默地“火”了。



22位名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受害的“慰安妇”,她们经历过什么?现在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纪录片上映前,这些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被外人期待为“历史的橱窗”。可真正看到这部“没有冲突”的片子,观众们才恍悟,相比那段历史的“暗”“苦”,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明”“甜”。相比宏大的“历史”,有一种更宏大的主题:活着。

没有控诉、生活平静、难见眼泪,当了十几年副导演的郭柯,感觉自己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慰安妇”。


赶在“0”之前


导演郭柯的镜头一直在追赶时间:几年前,他拍了一个“慰安妇”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两年后,这个数字减少到22。他把镜头对准了这22位“慰安妇”,片子取名《二十二》。如今,这个数字减至9。他很清楚,这个数字最终会成为0。

林爱兰的腿抬不起来了,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农村,暴雨和艳阳不断切换,这位幸存者日复一日抬起“面条粗细”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她收养的子女都大了,走远了。

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把过去压在了最深处。她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自言自语问小猫“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她不愿提起那段“珍贵”的历史。“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韩国老人毛银梅似乎已经接受了遗忘。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了4年。70余年过去,住在湖北孝感农村的老人说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韩文了。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她对着郭柯的镜头说:“我记得一点,不记得一点。”

韦绍兰1944年被日军掳走,送至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去学坏”。她喝药自杀,被救回来。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从一出生开始就学习着认命,他没上过学、一生未娶,从小到大,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日本人”,这三个字,“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

片子里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乏味”的镜头,看不出历史的“大风大浪”。

与老人相处的时间越长,这个擅长拍摄“剧情跌宕起伏”的导演,越来越难开口要求老人讲述“故事冲突”了,“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问你是怎么被强奸的吗?”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说:“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首先得尊重她。”


慢下来的镜头里,

藏着历史的“伤痛”


郭柯发现,当镜头慢下来后,那些历史的隐痛就露出来了。他去寻访这些“慰安妇”老人时,只有村子的地址,可几乎每次到了村子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为何而来,能准确无误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采访时“刀枪不入”的林爱兰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话题一转到亲人身上,林爱兰就开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紧紧抓着那张粉色塑料椅子,哽咽着告诉摄制组,当年,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住,被绑起来,然后扔进了河里。很快,还未满20岁的林爱兰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进了慰安所。

越来越慢的镜头里,老人们向郭柯展示着自己最难以示人的那段历史。郭柯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导演,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高兴,毕竟“终于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实际上,那一刻的他很难受,他觉得自己离这些老人已经很近很近了,听她们讲那些伤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经历了一样。

从酷暑到初秋,郭柯和30人的团队乘飞机、火车和汽车,和22个老人都见了面。或长或短的拍摄过程中,他发现,老人身上的共同点很多,比如平静、善良和乐观,以及面对镜头的习以为常。

出发前他想过如何在不伤害老人的前提下提问并完成拍摄。但事实上,当机器出现时,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里冒出来的是“我不原谅日本人,我要他们认错”。那些长枪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

拍摄后期,李爱连告诉郭柯,以前来采访的记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没有讲实话”。“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孙,我怎么说得出口。”老人说。

出发以前,郭柯还上网搜索过“慰安妇”的相关资料。可当他点开搜索页面,出现的全是一个形象——仰拍的一张正哭泣着的苍老的脸,照片说明的字里行间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这种形象绑架,像复读机一样,对着不同媒体说着同样的、“记者想要的料”。“其实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如果远远地看,她们的生活会每天都带着恨吗?”郭柯觉得,“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断地在对老人进行二次伤害。”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拨动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亲人。这些经历过伤痛、战乱、饥荒的老人在晚年轻而易举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摄制组的志愿者龙庆全程跟拍,作为团队里的“长辈”,她既是郭柯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也代表摄制组和老人及家人沟通。她和一位“慰安妇”老人沟通拍摄诉求,对方告诉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说了,我担心我的子女不再赡养我了”。还有老人跟龙庆哭诉,每次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总是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了。


希望能改变点什么


让郭柯很有感触的是,他曾参与一次韩国“慰安妇”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是中小学生的身影。可去年,上海引发原“海乃家”慰安所遗址该不该拆的争议时,慰安所遗址附近的中学生说:“(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所以他希望让《二十二》走进院线,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看到。他还记得,在一个国际影展上,一位日本记者携全家观看了这部片子,他告诉郭柯:“谢谢你拍了这样的片子,没有一味指责日本,能让我们自己去回想,想想这些老人当年都发生了什么。”

去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郭柯面向社会众筹片子上映的宣发费用,大半年过去,100余万元被凑齐,31850个名字留在了纪录片的片尾。这个名单从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变:

 当《三十二》正式授权在一家视频网站上播放,当那个因为日本血缘而一辈子不能上学、娶不了妻的70多岁老人罗善学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视频弹出了铺天盖地的弹幕:“你是中国人。”

林爱兰悄悄去世了。摄制组赶赴海南,想办法为没有男性后代的老人立碑,将老人的遗物收好,寄给上海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他们奔走的身影触动到了老人最小的养女阿香,家境并不富裕的阿香为纪录片捐了款。

那位被儿子抢走善款的老人89岁了。她后来告诉拍摄组说,自己很多年没过生日了,今年儿女都回来给自己祝寿,无论如何要请摄制组的人一起吃饭,“我管饭,你们一定要来”。

每当一位老人离世,郭柯就会在纪录片片尾处,给老人的名字加个框。可最近这些日子,老人走得太快了,他甚至来不及加框。他说,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那样,老人对着镜头笑啊笑,彷佛这些年,她们从没有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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