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蛐蛐的秘密:一只虫和它搅乱的人心

2018-01-24 16:58:35来源:时代邮刊2017年第8期作者:李兴丽 王双兴 邓宇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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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命力仅百天的虫子,被把玩了近千年。如今,当古老的“斗蟋蟀”文化与不断投入的财富相遇,介入其间的,不仅有国企金领、身家过亿的私企老板,也有退休教师、年轻学子,甚至还有穿校服的小学生……他们为你打开的,是另一个世界。



“玩蛐蛐”玩的就是“斗一口气”


蛐蛐儿在老辈儿人的生活里拥有特殊的地位。《诗经》有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据虫界人士估算,在虫季(每年立秋后的30多天),北京城里每天蛐蛐罐不离手的玩家至少有1万人。这其中就有十几年前从北京某重点中学退休的老师老崔。70岁的他身高1.8米,和老伴儿住在一套50来平方米的房子里。“争取”了20多年,老伴儿划出一块1平方米见方的角落,让他伺候蛐蛐。100多个罐里的生命曾驱走了老崔的烦恼和孤独。这位曾经的数学老师愿意向你描绘一幅唯美的画面:“繁星满天,青纱帐里蛐蛐低鸣。除了天和地,只有你和吱呦吱呦的虫。”然而,2015年春节前,老崔中风了。被“托孤”的于佳不敢接罐:“玩蛐蛐儿的人,斗的就是一口气。”罐儿在,就有念想,到了虫季他还能爬起来。果然,转过年,虫季一到,老崔一抬腿又下山东了。

老崔还算不上最痴迷的玩家。一位88岁的老爷子,被医生宣告活不过80天时,从重症监护室出来,身上挂着尿袋、手背上打着吊针、坐着电动轮椅到了山东。他跟卖虫的农民说,蛐蛐叫百日虫,他可能活不到蛐蛐出战了,但到了季节“特别想听蛐蛐叫”。


“黑风口”的蟋蟀交易


每年8月初,当第一场秋雨飘落,蛐蛐顺利褪下最后一次壳。它们的翅膀变得厚实、亮丽。雄虫震动翅膀鸣叫着从成片的玉米地、草窝、砖缝里跳出来,玩家们便像铁屑一样被“磁铁”吸引着,奔向山东。

按照蟋蟀学者的表述,因水质和土壤利于蟋蟀钙化,山东有一条自北往南的蟋蟀产区,位于东经116°30′—117°30′,包含宁阳、乐陵和宁津等16个地区。虫客们把去山东抓虫和买虫,统称为“下山东”。

其中,又以泰安市宁阳县和德州市宁津县最出名,两地蟋蟀剽悍善战,曾为历代朝廷进贡斗蟋。

按照当地公布的数据,每年至少有10万人从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涌入宁阳县。这一数字,接近宁阳县82万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宁阳县乡饮乡小孔家村外的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中国著名的蟋蟀交易市场——黑风口。当年,远道而来的虫客为了看到第一手蛐蛐,半夜坐着小马扎,在路口拦截抓虫的农民。四周都是沟,天黑风大,起名叫“黑风口”。

许敬晴是村里的85后,从他记事起,村里就出现了拿着大哥大来收虫的上海人。改革开放后,斗蟋逐渐摆脱了“老四旧”的枷锁,开始成为一部分富人的新娱乐。他的家族参与了黑风口的开发——填平深沟,盖起两排门面房,还在村委会的支持下,竖起了一块石碑:黑风口蟋蟀交易市场。

圈里叫得上名号的玩家会带着上百万现金出现在黑风口。他们包下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每人一张小方桌和一条小板凳,等待虫子被送到眼前。剩下的摊位也寸土寸金,10块钱一个沿街排开。最热闹时,整个黑风口“估计得有1000张桌子”。

对一只好虫的渴望,驱使着虫客在早上5点钟出摊。“争的就是第一个看到撬子手抓到的蛐蛐儿。”许敬晴说。撬子手是蛐蛐捕手的职业称谓。在虫季,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会像春节返乡一样,请假回家抓蛐蛐儿。

8月8日是那里约定俗成开始抓虫的日子,听上去充满好彩头。

他们蹚遍了村庄附近的田地,又组成车队,向十几公里甚至上百里外的玉米地进发。裹着水绿色的迷彩服,撬子手的武器是头顶的矿灯、手里的网罩和腰间的竹筒。

那是从土地里冒出的真金白银。2015年,一只重约0.65克的蛐蛐在黑风口曾卖出5万元的高价。按同时期黄金298元/克折算,即使是同等重量的千足金,也不过194块钱。

蛐蛐被分装在拳头大的白瓷小罐里,用橡皮筋箍着。虫客根据阅历和眼光给价。有的把厚厚的眼镜抵在蛐蛐罐边上,打量半天:先看头,后看腿,再看皮毛不后悔,最后打草看牙。也有人一掀盖儿就报价。在这个桌上开价100元卖不掉的虫子,到了下个桌,可能被1000元买走了。

许敬晴说,即使抓不到昂贵的“万金虫”,在象征凉寒的露水爬上庄稼之前,一个家庭也平均可以赚两三万元。


“万金虫”催生出“虫经济”


2016年秋天,许敬晴的叔叔卖了一只蛐蛐,1.3万元。对方出价1万元,成交后感叹蛐蛐确实好,一高兴又给了3000元。

1993年,老崔第一次下山东,虫友在地头儿花150元买了两只蛐蛐儿,旁观的农妇惊讶得直吐舌头。

到了2003年前后,开着悍马、保时捷、奔驰的老板开始出现在市场,很快成为“大户中的大户”。当地有了新的致富经:“一只蛐蛐三头牛”!

始自宋朝的古书上,列出了青、黄、紫、红、黑、白六大类共260多个蟋蟀品种。不同的颜色和特定的形态匹配,便会演绎出等级悬殊的蟋蟀。“乌头金赤、蟹壳青、紫黄、青麻头、铁头青背、琥珀青、白牙青……”具备“帝王相”的蛐蛐鲜见,且不易辨认。

2016年秋天,北京的玩家柳森花500元从黑风口买回一只“黄扳钳”——外壳黄色,牙齿像扳钳一样威武有力。这只初看起来“中不溜儿”的黄扳钳,在当年北京虫王争霸赛上,赢得“6厘1重量级”的“虫王”美誉。

柳森每年会和几个虫友开着豪车下山东。在黑风口,他们包下10个摊位,拉起横幅收虫。临走时,他照顾村民生意,还买走了全村的土鸡蛋。

村民每年拉起横幅,放上鞭炮,列队欢迎他和虫友的到来。

宁阳县政府曾做过统计,10万虫客在吃、住、行、购、娱乐、旅游六大块为全县带来3亿元左右的产值。这个数字在280公里外的宁津是4亿元。

为了持续“虫经济”,宁阳和宁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中华蟋蟀大赛”。蟋蟀谱已出了五六十个版本。宁阳县政府还推出了一部地方法规,规范蟋蟀资源的开发。

有虫客对许敬晴说,每年下山东,趣味最足的就是坐在农村的市场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被卖虫人簇拥着,“有种当皇帝的感觉”。

“玩的就是一种身份体验。”资深虫客王宪春曾接触过大户玩家。金钱为他们铸造了自信的铠甲。投入巨资的人,最大的希望是获得一张顶级玩家圈的门票。


蛐蛐进城后的待遇


“万金虫”进城后,住的是比北上广还金贵的房子——价值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蛐蛐罐。许敬晴的一位虫客,在上海专门拿出一套500多万元的房子养蛐蛐。

许敬晴的部分同乡,在虫季结束时,跟着大老板一同进城。他们为蟋蟀调理饮食、按摩、洗浴,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师”,月入过万元。

于佳是蛐蛐圈的新玩家。他希望自己成为技术型选手,而不是人民币玩家。

为了赛场上的两三分钟,他常常需要准备一年。

为了不熏着蛐蛐,养虫的3个月,于佳要求全家吃饭馆,家里很少开伙。“不怕你们笑话,那几个月,早上起来我从来都不抹擦脸油。”

按照书上记载,蛐蛐被熏了之后发软,6条腿抓不实地,严重的直接毙命。

后来,于佳在北京南二环为蛐蛐们租了一套房。他从网上买了两个养殖级的温控开关,只要温度计里的水银柱指向24摄氏度,开关会自动断暖断电。屋里铺满了塑料泡沫,保证蛐蛐们蹦出来不会受伤。

单是喂食一项,从古书上的小米、南瓜、绿豆,到虾尾肉、蟹腿肉、羊肝,再到冬虫夏草、鲍鱼海参、蜂王浆、蚂蚁卵……人类对食物的拓展,也丰富着蛐蛐的食谱,玩家间常常讳莫如深。

于佳多次提到“信念”。他强调,打草的时候要有信念:我一定能翻盘。

为了练习打草时抖手腕的动作,于佳买了一个0.5公斤的沙袋绑在手腕上,开着车等红绿灯的工夫也不自觉抖一抖。最投入的一次,他喂着喂着睡着了,手里的蛐蛐罐摔了,一睁眼看到里面放了3个不同的食槽。“我太困了,似睡非睡间,我喂了它们3次。”

蟋蟀玩家为什会如此悉心照料蟋蟀、如此修炼玩技呢?因为他们总想在各种各样、大大小小、正式与非正式的“斗蟋蟀”的游戏和比赛中,找到成为“赢家”的体验。

于佳也是这样,在2016年宁津县举办的全国蟋蟀大赛上,他终于斩获一项全国比赛冠军。从此,他更痴迷玩蟋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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