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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碎片

2018-12-05 17:20:38来源:2018年9月上半月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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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红楼诞生

北京第一个中共党组织


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始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成为北京大学校部、文科及图书馆所在地。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当年北京城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这里诞生了中共北京第一个党组织。

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二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出启事,对外宣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成员迅速增加,研究会19名发起人中,至少有15人在1923年前加入中共党组织。



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南下上海,李大钊秘密护送,途中他们商谈了建党工作,由此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率先成立。

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11月,张申府去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北京共产党小组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两人,随后又吸收了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袁明熊、华林、王竞林6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小组。不久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加入小组。李大钊从自己每月120元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

不久,小组内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产生严重分歧。除陈德荣外,其他5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小组。李大钊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转为党员。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将北京共产党小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建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引导了一批先进分子迅速成长,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准备条件。(摘自《北京日报》,李书文/文)


周恩来的45岁生日


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风起云涌之时,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工作战斗在陪都重庆。这年3月5日是他45岁生日。在周恩来生日前夕,一位知情的老同志不小心走漏了“风声”,说周恩来将满45岁了。同志们暗暗商量要好好庆祝一番。

生日那天,周恩来不仅拒绝了大家的一番好意,而且还借此机会,向大家回顾了自己45年来的人生路,诚恳地作了一场自我反省报告,给大家上了一堂引人入胜的党课。

这天下午,在红岩村南方局办事处机关院内的一片草地上,一群青年围坐在周恩来的身边,静静地聆听周恩来讲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他负笈东瀛,旅居欧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参与创建黄埔军校,参加北伐东征,指挥南昌起义。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他无役不与,他的经历几乎就是中国革命的缩影。

值45岁寿辰之际,周恩来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剖析了自己的性格弱点。他坦诚地说:“我参加革命迄今廿余年,经实际斗争的锻炼,培养了一些工作能力。但由于母教的过分仁慈礼让,使自己也带有几分女性仁慈,如看见杀狗或杀其他生物总觉难过,缺乏一种顽强和野性,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他的胸怀,深深感动了在场的青年,大家受益颇深。(摘自《天津日报》,孟红/文)


双枪军长旷继勋


旷继勋(1897—1933),贵州思南人,早年入川从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6月29日,在四川省蓬溪大石桥牛角沟,旷继勋率全旅官兵宣布起义,竖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大旗,建立了四川第一个红色政权蓬溪苏维埃政府,并在仪陇建立了四川第二个苏维埃政权。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起义失败。旷继勋来到位于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周恩来亲切地接见旷继勋,说:“继勋同志,蓬溪起义干得不错,失败了,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已在四川乃至中国播下了种子。”

鉴于党的机关常遭国民党敌特和青帮歹徒的破坏,而旷继勋不仅带过兵、打过仗,并且机智勇敢,会打双枪,党中央决定让他临时参加“打狗队”严惩敌人。旷继勋先后接受了营救中共高层领导彭湃、杨殷、惩治叛徒白鑫的行动、诛杀青帮头子黄金荣等任务。



由于旷继勋足智多谋又勇猛过人,党中央一致同意旷继勋参加开创革命根据地工作。旷继勋参加了开创中共洪湖、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四军、二十五军,并担任军长。

1931年4月9日,王明派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6月28日,张国焘推行“反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旷继勋红四军军长职务。1933年7月,张国焘以“国民党改组派”“右派”等莫须有罪名,将旷继勋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1936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时,毛泽东说“旷继勋同志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作烈士待遇”。(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陈安礼 孙秦/文)


竺可桢回劝蒋经国


竺可桢是是我国近代气象学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936年起,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挥戈南下,“党国要人”纷纷远走高飞。教育部长杭立武一再电催竺可桢去台湾或出国考察。竺可桢对国民党的腐败有着很深的反感。他曾收到女儿从解放区的来信,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了解,而且,中国大陆是他研究气象最好的天地。于是他决定不去台湾也不出国。他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的纠缠,以治病为名,辞职到上海避风头。5月6日,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潜居于上海的竺可桢竟与离别大陆前的蒋经国意外邂逅了。蒋经国邀他去台,被竺可桢婉言谢绝。

事后,蒋经国又亲自登门拜访,奉父命邀请竺可桢去台湾。他向竺可桢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并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导了一番。竺可桢毫不动摇:“谢谢他的好意!我看不必了。”“为什么?”“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时局决非如此吧?”蒋经国又劝了一会儿,但竺可桢仍不为所动。

蒋经国见再谈无益,便起身告辞。这时,竺可桢说出一句大大出乎蒋经国意料的话:“您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你也不必到台湾去了!”蒋经国惊诧不已,不由得愣住了,最后说了句:“人各有志!”便不欢而散了。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为新中国科技大厦的奠基立业、为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摘自《人民政协报》,冯忠方/文)


朱德赠笔送书箱


1929年8月,朱德率领红四军攻打闽中大田,遭到当地民团及军阀卢兴邦部的阻击,红四军攻打大田县城不克,先后转移至石牌、济屏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抵达济屏(现屏山乡)时,时逢暑季,气候炎热,许多红军将士难以适应南方丘陵山区的瘴湿潮热,加之战事劳累,饮食无常,包括朱德在内的一大批红军将士,皆罹患痢疾。

当地合开中草药铺的草医郭景云、郭昭远闻讯后,因药铺里贮存的药材不够医治众多红军将士,他们遂背起背篓,冒着酷暑,进山采集草药,并用祖传医术熬制汤药,治愈红军将士的痢疾。

痊愈后,朱德特地看望了两位草医,相谈甚欢。为感谢他们的医德仁心,朱德赠送一支六角形的法兰西铅笔给郭景云,送给郭昭远两个从闽西带来的书箱,并亲切地打趣道:你是秀才,我是穷人也是读书人!

如今,法兰西铅笔被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保存,两个书箱以及郭昭远留存下来的革命文物摆放在大田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陈列馆内,供世人参观。(摘自《福建日报》,郑宗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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