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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碎片

2018-12-05 11:13:22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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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提倡“勤俭办一切事情”


在邓小平的多次讲话中,艰苦创业、勤俭办事、多吃点苦等,都是对艰苦奋斗精神的重申。

邓小平提倡艰苦奋斗源于他求真务实的勇气,以及对我国国情的清醒认识。面对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的国情和一日千里的世界形势,邓小平说:“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邓小平对我国国情有一个“美人”的生动比喻,他说:“一个人本来长得不漂亮,要打扮成一个美人,那是不行的。老实的态度,倒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国家。不认识自己,没有希望。”

邓小平对一些浪费资金讲排场搞形式主义的活动,多次作出批示:要节约,要少搞或者完全不要搞。他的态度是:“我们穷,为什么要讲排场呢?本来穷,就别摆富样子,好起来再说。”1978年9月上旬,邓小平在《情况汇编》上刊登的北京一个市民反映十一国庆节游园活动浪费资金、建议厉行节约的文章上,作出批示:“不搞好。”1978年12月16日,邓小平在《关于筹备纪念红四军入闽、古田会议召开五十周年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只搞小型活动,花几百万元不应该,不如将这笔钱移作支持老根据地的建设。”1980年3月30日,邓小平就南京军区准备建造豪华高干招待所一事作出批示:“由中央办公厅查证,并制止。”

邓小平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摘自《学习时报》,/文)


李济深领导“献金劳军大游行”


1944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豫湘桂战役”。5月,长沙告急,战云笼罩广西。紧急关头,中共桂林地方组织提出开展保卫大西南的宣传活动。

为支援前线和动员广西人民,国民党元老、时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室主任的李济深会同李任仁、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在桂林发起“保卫大西南运动”。

1944年6月,李济深联合郭德洁、柳亚子、田汉等发起成立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李济深在桂林广播电台播讲《同志们,起来吧》,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长官,要尽到领导抗战的责任”,号召八桂子弟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粉碎敌人的进攻。

同月18日、19日,他参与“献金劳军大游行”,李济深、柳亚子等人组成的“长老团”领头,由50名文化界人士和学生抬着一面特制的国旗随后,沿途高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百万不多,一块钱不少”等口号。

李济深和柳亚子等率先捐献了自己的积蓄,并还沿途用高音喇叭演讲。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李济深带头高呼“同胞们动员起来,保卫大西南!”“与敌人血战到底!”等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战歌,市民为之感动,各界人士无不踊跃捐款。不少人力车夫和卖报纸、擦皮鞋的儿童把自己微薄的收入献出。驻桂林的美国空军“飞虎队”队员深为李济深等人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纷纷捐款。

李济深还派田汉率领慰问团去衡阳前线慰劳军队,将募捐所得钱物,一部分送到湘桂前线慰劳国民党军队将士,一部分送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赴转给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4年6月桂林文化界进步人士成立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李济深为会长,继续领导开展救亡宣传活动。(摘自《人民政协报》,贾晓明/文)



北平受降为何由怀仁堂改在太和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国民政府将中国战区划分成16个受降区,指定了各区受降主官。北平受降仪式由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主持,地点就在中南海怀仁堂。

9月9日,吕文贞飞往北平。吕文贞即对日军下达命令,召日军代表、日本军部参谋长高桥坦来指挥所洽降,接受受降官的命令。同时,明确指示日军代表不准佩刀、佩勋章勋表。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门致中受日军部委托求见吕文贞说项,说“日军很爱面子,可否给他们一点面子”。吕文贞断然拒绝,义正词严地说:“日本人的勋章面子,是流中国人的血换来的,我不愿意在洽降时,见到有损中国面子的东西,胜利者更需要荣誉。”

10月6日上午,在天津法租界公议局门前的克雷孟梭广场举行受降仪式,由美军第三军团司令洛基中将主持。吕文贞参加了受降仪式。10月7日,吕文贞回到北平,急忙找到军务处长刘本厚说:“原定中南海怀仁堂室内受降的计划取消。美军公开受降,我们也要公开受降。”二人驾车直奔故宫,在宫内边走边看边选择。到了太和殿,吕文贞眼前一亮:好大的广场,能容纳几十万人。于是二人就商定在太和殿受降,让更多的民众参加,分享胜利的喜悦。

1945年10月10日,北平市民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大约20万民众聚集在太和殿前广场上。曾因血战台儿庄而驰名海内外的抗日名将孙连仲在“受降主官”栏庄重地签字盖章。根本博等21名投降代表向孙连仲鞠躬示礼,将战刀放在了受降桌上。

20万北平市民见证了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北平受降是中国战区受降规模最大的一次。(摘自《北京日报》,郑学富/文)


赵一曼牺牲前后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25日出生在四川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后,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她能文能武,机智过人,不时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在地下刊物上发表。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师2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2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被俘。

被俘期间,日军对赵一曼施以酷刑,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为了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里,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1936年6月28日,赵一曼在医院看护和看守帮助下逃出医院,但很快被追敌再度抓捕,受到更加残酷的刑讯。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她给心爱的儿子写下遗书:“宁儿啊!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民众的旗,血红的旗……”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年仅31岁。(摘自《人民日报》,杨迪/文)



刘少奇爱读书


刘少奇一生热爱读书学习,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还是在新中国建设的和平时代,他都勤奋学习并不断思考。

1942年,他奉命从苏北回延安工作,近一年的时间里,跋涉万里,越过日伪103道封锁线,途中还参加了滨海、沙区、太岳区三次大的反“扫荡”战斗,在这样极其危险的敌后环境下,硬是把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系统地学了一遍。

刘少奇十分重视及时做读书笔记和批注。1951年秋,他在杭州休养期间很少出去游览,除散步外,总是眼戴老花镜,手捧《中国通史简编》,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而且边看边思考,还不时提笔书写批注,只要有感想,就立刻写下来。一个多月后,他带来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写满了批注。身边人员感慨:“这哪里是在休假啊!分明是到这里集中精力学习来了。”

1959年,刘少奇因病休养期间,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之前刘少奇约法三章:一是大家都是学员,一律平等;二是采用座谈方式,各抒己见;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充分体现了刘少奇谦虚和蔼、虚怀若谷的美德和与别人不断交流学习的精神。在这期间,刘少奇跟大家一起学习,上午读书,下午讨论,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摘自《学习时报》,曹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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