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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碎片

2018-12-05 09:10:27来源:作者: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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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电台培养的中共报务员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常委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伍豪(周恩来)代表组织和时任中共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谈话,让他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一天,张沈川从报上看到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学校在老西门的蓬莱路,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校牌,另一块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刘鹤年台长兼校长。

化名“张燕铭”的张沈川,经考试后被录取。组织为他买了电键、蜂鸣器和干电池等,还花大价钱买了个矿石收音机和一副耳机。

学校第一期学员50名,1928年11月开学,上课在夜晚。来自交大的两位教授教无线电学基础知识,军用电台的报务员则教收发报。1929年5月结业后,经刘鹤年同意,张沈川留在电台做实习生,并搬入电台宿舍。同住的技工姓杨,张沈川向他学了换装发射天线、充蓄电池和装无线电收音机等技术。

晚上,有的报务员要出去玩,就叫张沈川代班收发报。中共培养的第一名报务员,在国民党军队的电台上起了班。趁深夜一人值班之机,他偷偷抄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组织。

到了夏天,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来实习的张健等3人来到这里。张沈川感到,自己被他们盯上了。果然,一天上班,见收报机上贴了张纸条:“昨天晚上谁值班?工作有错误。”

他想,昨晚是自己代班,值班本有记录,明摆着是要找茬。于是,他向刘鹤年提出离开电台另谋职业。7月,张沈川安全撤离第六军用电台。(摘自《解放日报》,袁念琪/文)


段德昌:常胜将军勇无敌

段德昌,1904年8月出生于湖南南洲(今南县)。1922年入长沙雅各中学读书,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24年和何长工一起在华容创办新华中学,传播进步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后,发起组织“青沪惨案南县雪耻会”,查禁洋货,严惩奸商。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广州,先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1926年6月毕业后,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段德昌在南县、华容、石首、公安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曾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领导该县年关暴动。曾介绍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5师1团团长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起段德昌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师师长等职,在监利、沔阳交界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1930年2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副军长兼第1纵队司令,第2军团第6军政治委员、军长等职,参与创建及巩固湘鄂西苏区。1931年4月段德昌任红3军第9师师长,指挥部队连战连捷,取得三官殿、沙岗、普济观、郝穴、汪家桥、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被湘鄂西苏区军民誉为“常胜将军”。

是年秋,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下,红3军被迫离开洪湖苏区。他率9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务,转战3500余公里,于12月下旬到达湘鄂边。

1933年5月,段德昌在“肃反”中被“左”倾路线执行人诬陷,含冤被杀,年仅29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为其亲属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摘自《人民日报》,史卫燕/文)


方志敏严以用权

方志敏投身革命以后,担任过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历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共弋横中心县委书记、闽浙赣省委书记、赣东北省和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红十军政委,是闽浙赣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但他却从不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始终做到严以用权。

大革命时期,方志敏担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要职,直接掌管全省农运经费,闽浙赣苏区建立后,方志敏担任苏维埃主席,经他手处理的钱达几百万,却从没有私用一分钱。方志敏投身革命后,其家被烧被劫十余次,亲戚时有周济。方志敏在家乡创建革命根据地以后,家中的日子仍然艰难,母亲迫于无奈向他要钱,他说:“姆妈,我是当主席,可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饷银嘛,将来会发,现在没得发。”方志敏的婶婶们向他讨盐钱,他回答说:“要是我拿革命的花边来给婶婶们买盐,这穷人的主席我还当得?”

严以用权必然要做到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在从事革命斗争的生涯中,方志敏对自己、对身边的亲人,“严”到分上,决不开任何“口子”,决不搞“下不为例”。他在家乡从事革命运动,亲友们见他当了官,有了权,就向他要钱。他对亲友们说:“我管的钱是有数百万,但都是公家的钱,一个铜板都动不得。”(摘自《学习时报》,万晓庆/文)


“九一八”之夜的张学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庸报》刊发《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一文:“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这段报道是否确实?“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到底在哪里?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时任副总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的洪钫追忆:“张学良自五月二十八日起,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治疗,直至九月上旬,病始痊愈,但因身体过于羸弱,仍在协和医院休养。”1931年9月18日,东北军政要员在北平为辽北大水灾救灾基金筹募举行义演,张学良邀请英国公使蓝浦生夫妇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为赈灾义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从沈阳打来长途,有紧急事项报告。张学良立刻辞别蓝浦生夫妇,返回协和医院。

荣臻电话中向张学良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东北军北大营射击。“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9月19日凌晨1点,张学良下达了不予抵抗的命令。

9月19日6点左右,张学良又急召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人会商,决定采用顾维钧提出的主张——“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

就这样,日本关东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整个沈阳城。可见,“九·一八”之夜不予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达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和此前蒋介石南京政府提出的方针有直接关系。7月12日,针对日本人故意挑起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电明确要求:“此非对日作战之时。”9月11日,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冲突”。由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国联的绥靖做法,仅仅4个月零10天,东北沦丧。(摘自《北京日报》,李书文/文) 


侵华日军“特殊输送”档案


1938年,侵华日军在哈尔滨平房镇建立七三一部队以后,关东宪兵队奉命承担为七三一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提供活人的任务。为了保守秘密,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达了第58号密件,对“特殊输送”问题做出了规定。凡被列为“特殊输送”的“犯人”,经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下达指令,即由各宪兵队秘密输送到七三一部队作为细菌试验材料残酷杀害。1943年3月1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又下发了《关于“特殊输送”的通知》,详细规定了“特殊输送”对象的标准,使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的罪恶活动更加疯狂。1938年至1945年,关东宪兵队与七三一部队狼狈为奸,把被捕的反满抗日人员、国际工作班情报人员,秘密地“特殊输送”到七三一部队作为细菌试验材料而杀害,形成了一批又一批“特殊输送”档案。

馆藏“特殊输送”档案,形成于1941年至1944年,绝大多数是1941年7月至9月之间形成的,档案全部用日文书写,有油印件,有打字件,还有用钢笔书写的底稿。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实施“特殊输送”罪恶活动形成的历史文件,对于人们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是其罪恶活动的真实记录,是揭露七三一部队罪恶历史的铁证。(摘自《黑龙江日报》,戴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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