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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口脱险”:1941年香港大营救

2018-12-04 17:53:36来源:《时代邮刊》2018年11月上半月作者:潘前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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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后攻陷香港。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数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随之身陷险境。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及东江抗日游击队等各方精心组织,开展了一场千里大营救。著名导演许鞍华拍摄的《明月几时有》和今年上映的《香港大营救》,均改编自此事件。

准备有条不紊


这些文化界名人本来都在重庆、桂林等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1年初,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发动皖南事变。文化界名人纷纷抨击国民党的反共方针,惹恼了蒋介石,内地呆不下去了,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帮助下,这批文化界名人撤到了香港。

彼时之香港,尚无战火之忧。这些爱国文人著文办报,继续宣传抗日主张,如范长江创办《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等创办《大众生活》等。

日军进攻香港前夕,周恩来发电报给负责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的潘汉年、廖承志等人,要求他们迅速帮助宋庆龄、何香凝等民主人士和爱国文人离港。

廖承志接周恩来电报后,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与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曾生取得联系,让其做好武装护送的准备;二是召集在港的部分文化和新闻界人士开会,分析形势。他们一致判断,日军将很快占领香港,撤退工作必须抓紧做起来。一同开会的还有中共南方局领导张文彬、梁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以及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人。会后确定,刘少文负责港内的联络和营救,尹林平负责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和接待,廖承志等负责先探路,布置撤退沿途的掩护地点和交通线。

12月18日,廖承志在香港大酒店内分批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告知大家撤退方案,明确撤退时各小组负责人、联系地点,并分发了部分撤退经费。到25日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时,大部分文化人士、民主人士已经在香港隐蔽起来。

电影人司徒慧敏把香港中央电影院的地下室作为临时避难所,廖沫沙和胡仲持搬到中环坚尼地道的一座集体宿舍内,夏衍、邹韬奋等居住在铜锣湾的贫民区,茅盾则隐蔽在一家已停业的歌舞厅内。

当时一家叫做“源吉行”的商行在游击队的帮助下,从香港采购汽车轮胎、零部件、汽油等战时紧俏物资,生意越做越大,甚至当地国民党部队和政府官员都与他们做生意。“源吉行”借机套取了不少国民党军队动态,并以经商为借口搞到了数百张“通行证”,为后来文化民主人士的撤退提供了“护身符”。

另一方面,曾生的东江游击队已经建成了东、西两条从宝安根据地到九龙的交通线。不过,廖承志等人还没出港探路,日军已占领香港,并迅速搜捕抗日爱国人士。

早在战事爆发之前,香港的日伪特工就已经把内地在港的那些文化民主人士的行踪基本摸清。日军占领香港后,初步想法是争取这些文化精英为其“大东亚共荣圈”服务,如不从则逮捕。为此,日军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在全市挨户搜查,同时在路口设卡。

由于日军封锁,廖承志、连贯等人困在港内,营救的第一步探路计划就受阻。这些文化名人多待一天就多一分风险。

转机很快到来,当时在香港有大量自内地涌入的难民。日军占领香港后,将所有米铺、粮店征用,对粮食实行军管。一时粮食紧张起来。为缓解这一问题,日军决定遣散大批难民回内地。由于是遣散,关口检查不严。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趁机化装成“香客”混出封锁线,在刘黑仔的短枪队护送下,抵达惠阳游击区。

廖承志和尹林平等人分析转移路线,认为在日军控制了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南段的情况下,只能将被救人员分批乘船从惠州走水路,沿东江到老隆,再往东至兴宁、梅州、大埔,然后再转向福建、皖南、苏北等地。廖随即沿确定的路线走了一遍,每到一处,都与当地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沿途联络站由此建立。随后,撤退工作正式展开。



行动有惊无险


1942年1月5日起,在刘少文的组织下,撤离行动正式开始。

刘少文是中共南方局驻香港情报工作负责人。他以情报专家特有的细致和缜密,将营救的各个环节都考虑在内,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

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不好找。由于日军搜查严密,这些文化人士不得不频繁搬家。如邹韬奋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妇也四易其居。加上之前是单人单线联系,由于情况复杂,很多都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把人都找齐实在很不容易。据时任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回忆,当时主要靠党内熟悉港情的香港本地人的努力。这些骨干发动各自社会关系,利用一些老人、小孩当交通员,其中一个小姑娘叫方兰的,给梁广当交通员。影片《明月几时有》中的方姑,就是以她为原型。

9日,在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邹韬奋、茅盾和胡绳夫妇,穿着当时香港老百姓常穿的“唐装”,扮成难民模样,混在难民中间,由交通员李金荣在前面带路,尽量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于黄昏时分来到铜锣湾避风塘,经由小艇摆驳至一艘大船上。次日凌晨,这些人又下了大船,登上三只竹篷小艇,在三个交通员带领下,趁铜锣湾外巡逻日军换岗机会,飞快冲向海峡。

天刚蒙蒙亮,小艇抵达九龙的红磡码头。岸边早已有人迎候,将他们带到旺角菜街的下一个联络点,之后过深圳河进入东江游击区。一路上,尽管有游击队员护送,但并不太平。据邹韬奋回忆,他们走入一个深谷时,前面突然传来一阵枪声。不久,看到几个土匪被短枪队员绑着扔在路边,直到最后见到曾生派出的一个警卫班时,大家才确认安全。

还有一批人从海上撤离。夏衍等一些在香港工作时间较长,或者平时露脸比较多,容易被人认出来的文化人士,安排乘坐走私船先到澳门,再由澳门地下党帮助他们经广州湾(湛江)或江门、台山到桂林。

何香凝、柳亚子因年纪比较大,不宜长途跋涉,也走海路。由于当时日军严令一切机动船只出海,故两位老人所乘机帆船将机器拆下沉海,变成帆船。不料由于海上无风,原计划两三天的行程走了六天还在海上漂着。眼见淡水、食物都已吃光,遇上蔡廷锴旧部。对方送来食物、淡水。最终,经过一个星期的航行,他们平安抵达海丰马宫。


安全到达后方


离港后的第一站是梅林岭山下的白石龙村。这里也是东江游击队的司令部所在。在撤往内地前,此地成为大多数文人的中转站。周恩来时刻关注营救行动。他特别嘱咐秘书,如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曾生的东江游击队以及香港及广东地下党的电报,不得延误,直接送他,即使睡了也要立即叫醒。

由于受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双重挤压,游击区也并不绝对安全。游击队只能不断转移,这些文化民主人士往往也都跟着部队一起行动,找机会再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分批撤往内地。

茅盾夫妇、叶以群、廖沫沙等是最早离开宝安游击区的。他们在五位游击队员护送下,前往惠州。在惠州稍事休整后,他们又赶往老隆。老隆镇的义孚行和香港汽车材料行都是地下党的统战对象。连贯以香港客商的身份住在这里,负责牵线接待。大多数人在此只住一两晚,即乘坐联系好的车辆转往韶关,或经兴宁、梅县、大埔等前往闽西,或再转往苏北等地。

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顺利。其中,邹韬奋因受到国民党通缉,在游击区就呆了不短的时间。在山上的这段时间,邹韬奋发挥所长,帮着游击队办报纸,给部队组织的培训班讲课。一直到1942年9月份,才在党组织专人护送下,从韶关乘火车到湖南,经汉口、上海,于10月安全抵达苏北根据地。他也是这次秘密大营救行动中,最后一个安全转移到内地的文化人士。

这次营救活动还捎带着救了一批国民党高级军官家属和英、美、印度等国际友人,如当时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夫人、著名影星胡蝶等。这场遍布11省市、行程上万里、涉及八百多人的营救行动,竟无一伤亡,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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