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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开了38年,离不开胡同

2018-06-29 17:17:28来源:2018年第六期作者:王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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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花胡同在二环路以里,靠近华侨大厦和中国美术馆。时近晌午,胡同里飘出持续不断的饭菜香,让人循着味道找到一处挂着“悦宾”招牌的小饭馆。

它开着仅容一人进出的门,旧木匾上刻着棕红色的“中国个体第一家”字样。这间内部装潢简单、不太时髦的饭馆,曾搅动起北京甚至中国个体饭馆经营的浪潮。

1980年,刘桂仙与爱人郭培基开办悦宾饭店,拿到编号为001的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饮工商执照,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悦宾饭店一传三代,历经了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的变化与革新。


北京城里第一家个体餐饮营业执照


五丝桶、蒜泥肘子、清炒虾仁、面筋白菜……是这家店的招牌菜。厨子换了几个,家里传了三代,但口味配料仍传承刘桂仙自创的做法,一卖就是38年。

38年前,郭培基还在国营单位里当厨师,一个月挣30多块钱。刘桂仙是临时工。

1979年,邓小平指出,要多搞赚钱的东西,可以开饭店、小卖部、酒吧间。允许自谋职业成为解决就业压力的方式之一。1979年2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各地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个体劳动。这是文革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郭培基回忆,一次叶帅夫人曾宪植从英国访问回国,想吃“小刘”的手艺。“叶帅夫人建议我老伴儿在北京开一个餐馆,说肯定受欢迎。当时我俩都没敢往这方面想,后来叶帅夫人又催了一次,我们才开始写这个申请。”

申请写好了,去街道盖了章,刘桂仙到东城区工商局,要求办一张个体餐饮营业执照。当时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但其他行业还未有明确政策。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回忆:“刘桂仙每天都来工商局问执照的事情,有耐性有决心。”

“就是想搞个试点试一试,我们领导班子一合计,都同意给她特批。”靳云平说,当时没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工商局手写了一份,靳云平签了字并盖上专用章,刘桂仙拿到了北京城里第一家个体餐饮营业执照。

三间平房中的一间改成饭店,搭建厨房的砖头木材郭培基从单位借,刘桂仙买了4张旧桌子和15把椅子,找了一个烤白薯的旧桶,改装成灶。

两口子计划着10月1日开业。9月30日一早,郭培基到单位请假,刘桂仙打算提前开火试灶,她拿着家中仅剩的34块钱,买了4只鸭子,打算做几道菜,让街坊邻居尝尝手艺。

等到郭培基中午下班回家,胡同里挤满了人,都排到了胡同口五四大街上。街坊拽着他袖口小声说:“你家饭店都开张了,你还在上什么班,赶紧回去看看,来了好多老外!”


心终于放到肚子里去了


悦宾饭店就这样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那一天的“提前开张”,被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写在了他的报道里: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开张的第一天,刘桂仙赚了38块钱,顶得上那时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店里4张桌子,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

在开业之初,普通老百姓下馆子的频率不高,来店里的多是高干子弟和使馆区外国人,还有采访的记者。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二三十个记者。

美国大使馆曾提出要在悦宾饭馆包桌,每人10块钱的标准。那时砂锅白菜豆腐只卖一毛九,炒肉丝五毛六,油焖大虾两块四。外国人吃饭安安静静,不怎么说话,刘桂仙心里摸不准。直到看到空盘了,才放下心。

客人多了,饭店火了,原料开始紧张起来。当时,买粮油要指标。刘桂仙就去外地赶集,下乡采购。河北高碑店、保定一有集市,她5点多钟起来坐火车去,集上什么都有卖的,米、面、油都是私人高价卖。

悦宾饭店名气大了,各种非议也都来了。“有人说我们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女儿结婚都差点儿受到影响。”靳云平也收到了不少反对材料,认为悦宾饭店应该关停。郭培基说,他们夫妇当时一直是提心吊胆。

1981年大年初一上午,姚依林副总理、陈慕华副总理来到刘桂仙家拜年。“首长也告诉我们不用怕。”刘桂仙和郭培基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去了。


上饭馆都被叫做是“去奶奶家”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

像破冰的第一锤落定,固封多年的个体经济活水喷涌而来。个体餐馆在北京城里如雨后春笋般开了起来。刘桂仙和郭培基也能安安心心地开饭馆了。

每天送走最后一拨客人,搞完卫生,已经到了深夜。餐馆顺利经营后,蒸蒸日上,不出几年,家里就成了万元户。

早期还不允许个体经营雇工,家里五个孩子全都扑到了饭馆里,老四老五全天跟着刘桂仙做事,老大老二老三每天下了班就到饭馆里帮着张罗。生意忙的时候,一大家子都被拴在了饭馆里,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全在饭馆打理。

1992年,刘桂仙在翠花胡同里开了第二家餐馆“悦仙美食”,离悦宾饭店几十米远。女儿郭洪燕辞去正式工作,全天在饭馆里。

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饭馆里也迎接着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在孙女郭华的记忆里,爸爸为了学习对账报税,没少被奶奶批评。税票也从每月定额交税到根据具体营业额使用手写发票、手撕发票、机打票……“后来我爸还我送去学了会计。”

年纪渐长的刘桂仙开始教儿子儿媳和雇来的厨师颠勺做菜的手艺,学着经营管理饭馆。

饭馆对食材的选择比较严苛。郭华回忆,她四五岁的时候,奶奶就带着她上鸭厂里一只一只地挑鸭子。“我们家还有道特色菜软炸牛肉,小时候奶奶就带我去屠宰厂拉,牛肉新鲜,价格还便宜。”

郭家的孙辈基本都是在“悦宾”和“悦仙”里泡大的。六七岁时两边饭馆来回跑,帮着递啤酒饮料餐具。在饭馆第三代人的童年记忆里,上饭馆都被叫做是“去奶奶家”。


“离了胡同,那还是悦宾么”


38年过去,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饭馆,而悦宾饭店,还是那个胡同里的小馆子。店里装潢仍是上世纪90年代的模样,主打菜还是那几盘,连主厨都是郭培基招了十几年的老员工。老家在甘肃的何建军2005年被招进饭馆,慢慢成长为店里的主厨,又将手艺教给了郭家的年轻人。十几年里,何建军在饭馆里认识了自己的爱人,成家生子。

胡同里的小馆,也成了常客和邻里街坊的口味记忆。76岁的刘芬和三个老姐妹在悦宾门口等位吃饭时说:“自打80年代开业起我就来这儿吃,他们家的干炸丸子,我吃了半辈子。”

现在悦宾、悦仙两个馆子里算账的是郭家的四儿媳张学兰和女儿郭洪燕,34岁的大孙子郭诚成了饭馆里的厨子,继承了奶奶的手艺。

郭家第三代人曾经都不怎么想在饭馆里做事。郭华上初中后都不和同学提家里开饭馆的事。“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用些本金挣大钱,家里为什么非要守着这个饭馆不放?”大学里学餐饮专业的郭诚,毕业后宁愿在外面连锁餐饮企业里工作。直到3年前奶奶去世,饭馆极度缺人,郭诚辞了经理职位,踏踏实实扎在了饭馆里。“不能让奶奶走了也寒心。”

数年间,社会快速运转,可饭馆依旧变化不大。没有做外卖、没有扩张店面、没有利用品牌搞连锁。有人在网上评论,悦宾饭店是在靠着招牌抱残守缺,不与时俱进。实际上,郭家上上下下讨论过变革。

“我们考虑过做外卖,能提高销量。但是家里的菜不适合,稍微凉了,那口味就完全不一样。”郭诚说。曾有人想要入股合作,郭家人拒绝了。“胡同地方就这么大,扩张不了,离了胡同,那还是悦宾么?”郭华说:“我们绝不会随便拿悦宾去尝试,不能砸了爷爷奶奶留下的招牌。”

如今郭培基老了,小辈们去看望他时,他最常念叨叮嘱的一句是;“我就是一个炊事员,咱们家就是一个做饭的,你们的想法要放在做饭上,想着把这个味道保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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