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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一位摄影师的时代记录

2018-02-05 10:29:11来源:《时代邮刊》2017年第11期作者:邹金灿 陈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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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所认识到的摄影师一样,安哥这位已经年至古稀的摄影师,也非常健谈。我们约的采访地点是他在广州市天河区的家,当我到达的时候,我的同事、摄影师大食已经到了。他们一边嘀咕,一边摆弄摄影器材,商讨如何为安哥拍摄。摄影师拍摄影师,这是饶有趣味的一刻。


从知青到摄影记者


说到摄影这一老本行的时候,安哥喜欢讲细节,几乎不讲理论。他拿着一张青年人练拳击的照片告诉我,这是他刚当工人的时候拍的,那时的广州年轻人喜欢练两样东西——自由搏击、游泳,因为这些技能在偷渡时将会用得着。

安哥喜欢抽烟,在烟雾缭绕中,他把一件件细碎的往事拾起来。说到兴起的时候,他会马上离座,把实物翻出来给你看。聊天中,安哥的兴奋点在于那些普通人照片背后的故事。当谈论到照片与故事的时候,安哥提供的信息总会试图具体而微。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历史感。

安哥原名彭振戈,“安哥”是他的小名,其弟小名叫“安弟”。安哥的父亲彭光涵是马共归侨,建国后曾任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的秘书,这个小组的工作是:广泛征求意见,制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等方案。中央档案馆存有当时的原始文件,许多都是彭光涵所写。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就是彭光涵受周恩来派遣,骑自行车去找一家旗帜社缝制的。

后来,安哥的父母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海南改造。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种种震荡中,安哥也随着大潮流一起飘荡——1968年,他到了西双版纳当知青,这一待就是七年。后来父母来到了广州,在侨务系统工作,安哥有了回城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975年离开西双版纳时,“一分钟也不敢多待,甚至连行李都不要了,赶快找了朋友开的卡车,坐在车斗里装着的木材上,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昆明。在昆明,我用农场给的路费和行李托运费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到了广州。”

在广州,安哥做了车间工人,这份工作持续了四年,然后遇到了一个转折点:中新社广东分社恢复运转,这个机构又恰好与他父母所在的侨务系统有关联,于是在1979年,32岁的安哥带着自己的摄影作品来到了中新社,成了一名摄影记者。



从摆拍到实拍


在国门打开、风气转换的1980年代初,安哥就已经有了记录这个时代的想法:“我看了马克·吕布(法国摄影师,是1949年后较早获准进入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的画册,他拍的五六十年代的生活,那些都是我们的生活啊,但是他拍得特别自然、生动,完全真实。另外,刘香成(美籍华人,曾任美联社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在1983年出了一本书叫《毛以后的中国》,我觉得老外可以做,我当然也可以,所以一直希望用我的照片来反映一个时代。他是毛泽东以后的,我是邓小平时代的。邓小平起来以后,民心所向,连北大学生也打旗号说‘小平你好’,是不是?时代肯定是不一样了,而且开始搞改革开放了,窗口就在广东,而我又在广东。”

他背起了相机,在完成工作任务之余,密切注意人们的生活,每逢看到心动的场景,就拍下来。多年以后,这些照片成了他的著作《生活在邓小平时代》里的内容,亦是人们观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窗口。

“入行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社会底层出来的,当时很多照片都是摆拍的,生活性和真实性都不够。我们一些摄影师就开始争论和探讨新闻摄影的真和假,‘抓拍的才是真实,摆拍的是假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在争论。1988年我办了个摄影展,名字叫《开放百态》,把照片摆在广州的中山图书馆,大家都可以来看,一共展览了十天。当时,全国都很少有人这样做。”

安哥阐述自己所理解的纪实摄影,“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陆续有了相机,看时代的变化就更真实。以前看时代的变化,要么是大楼、桥梁、工厂,要么就是领袖、模范、英雄,实际上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普通民众酸甜苦辣的生活,才能更真实、更生动地反映这个时代。(发展)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甜甜蜜蜜的,一定是有矛盾的,这些就要从生活中去拍。这是我坚持的东西。一是对真实性的把握,另一个是对摄影语言的把握,更重要的就是从普通人的生活场景反映时代的变化,包括矛盾。”

2003年,安哥与当时的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摄影师胡武功等人一起,策划了一个大型展览《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这些照片记录了当代中国民众的生活,该活动亦被称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型的纪实摄影展览。

“1950年代在美国做了一个大型的综合摄影展,在摄影史上很有名,叫‘人类一家’,讲的是人性,他们是500多张照片,我们是600多张。《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很轰动,在上海、北京都有展出。德国的博物馆馆长代表团到上海看到这个展览,马上追到广东美术馆,好像是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就在德国展览,沿着五个城市巡展了两年多。”


照片记录时代变迁


在他家的墙壁上,贴着不少老照片,都是过往时代的生活场景,其中一张照片是一个女孩在卖衣服,眼神羞怯。安哥说,“这张是1982年在广州高第街拍的。当时知青回城,很多都找不到工作,政府就允许他们在自家门口摆摊,但不能在其他地方摆。他们看到同学来,会躲回家里去,来了客人才站出来,因为在当时做个体户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然而两年以后,他们都发达啦!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这里买服装,他们卖的那些服装,很多都是香港的亲戚朋友带过来的,甚至很多是旧服装,但当时在内地是特别时髦的。”

1999年是建国50周年,中央电视台要拍摄相关的纪录片,其中一个剧组来到了广州,导演在报纸上看到这张名为《眼神》的老照片,就找到了安哥,“导演就说当年的那个小姑娘还能不能找到?我说可能很难了。他们要找,就开着车到高第街去。我跟那边的人说,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想找回这个小姑娘。然后就找了大概三四个人吧,让她们认照片,也认不出来。她们都胖乎乎的,戴着金项链、金耳环,就说:‘哎呀,我们当年就是这样的。’就是那样的眼神,也害怕政策再变,变成个体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挨批判……”

安哥有一张照片拍的是1980年代的深圳,那是一间歌舞厅,让年轻人跳迪斯科,开张之后引起了“自由化”的争论。他说,“然后那个歌舞厅白天开老人场,因为来的是退休干部,舞厅就关不了了,晚上就是年轻人来玩。”

1985年,广州市团委策划了“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选美。安哥全程记录这一场特别的活动。不料预赛完毕之后,赛事主办方受到了一些压力,尽管还能继续办,但国内的报纸不能宣传了。当时一些摄影师拍了照片,找不到发表的地方,也就不再保存这些资料。安哥供职的中新社由于是对海外发稿,不受影响,这令他在这一次的报道中出尽风头:前后有三十多家海外媒体采用他的照片三百多张次。

多年以后,他在书里这样回忆那一次选美:“我觉得,老百姓从参加选美比赛的青年身上,包括他们的谈吐举止以及笑容和服饰,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信息,比首长们的大会发言和红头文件还多,而且还更亲切。”

已经退休多年的安哥,如今还经常在家整理一些旧照片。他拿出一本照片册子,一边翻一边说,“你看这些照片,我随时都能说出它的时间、地点。这几百张作品里面,每一张都有故事,而且每一张我都能记得。我很庆幸能做摄影记者,这个职业选得很对,总能给我带来各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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