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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碎片

2018-01-29 10:59:16来源:《时代邮刊》2017年第9期作者:姜炳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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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债


1963年初,毛泽东向他的“英语教师”章含之说:“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女儿。接着,毛泽东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来历。

原来,早在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毛泽东向老乡章士钊告急。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又一次与章士钊见面。毛泽东再次向其表示感谢。谈判后期,毛泽东问章士钊:“关于重庆谈判,你怎么看?”章士钊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明确地表示蒋介石对和谈并没有诚意,重庆不可久留。

这次,毛泽东要章含之转告她父亲:“从今年春节开始,还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十年还完。”章含之告知父亲,章士钊哈哈大笑,说:“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几天后,毛泽东派秘书果然送来了2000元,并说,主席安排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

章士钊嘱咐章含之说,告诉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章含之将父亲的话转告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稿费中抽的。”从1963年春节起,毛泽东每逢春节初二这天,总是派秘书给章士钊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又向章含之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是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摘自《文史参考》,刘火雄/文)


左权21个月写了12封家书


左权忙于革命事业,直到34岁时在抗战前线遇到了刘志兰。1939年4月与刘志兰结婚,第二年5月生下了女儿左太北。一家三口度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生活。

八路军总部经常转移,家属随同有诸多不便。1940年8月30日,左权不得不把妻子和女儿送往延安。分别之前,三个人照了一张合影。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永别。

左权于1940年11月12日给妻子写了第一封信,之后直到21个月后牺牲,他总共给妻子写了12封信,共1.6万字。在这些家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左权对于妻子和女儿深深的爱恋。

“我只希望你一方面照顾着太北,同时又能很好安心地学习,方便时多写几封信给我。志兰亲爱的,最近的期间内恐难见面的,相互努力工作与学习吧!”(1940年11月12日第一封)

“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1940年12月23日第二封)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1942年5月22日第十一封)

在战友眼中,左权是足智多谋、叱咤风云的指挥员,而在家书中,他是体贴入微的丈夫和舐犊情深的父亲。这些家书长期保存在刘志兰手中,1982年5月,左权牺牲整整40年后,刘志兰把这批珍贵的家书交给了女儿左太北。(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张丁/文)


长征第一支先遣队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摆脱强敌,实现战略转移,必须派出先遣部队探索道路、调走敌人,以利红军主力部队秘密集结,踏上征途。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临危受命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很明确,向敌人后方挺进,进行游击战,宣传群众,开展抗日运动,吸引、调动敌人,配合红军主力长征。

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颁布《关于组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的作战训令》,决定将红七军团组建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是一支以闽赣子弟为主的红军队伍,仅闽北老区崇安就从地方红军中选送最优秀的1800余名干部战士到红七军团。

1934年7月6日,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敌人后方的福建挺进,开始执行发展游击战争、开展抗日活动、吸引国民党军调动兵力等任务。

1934年10月21日,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逐步向闽浙赣苏区转移。11月,先遣队按中央的指令,经玉山、常山、遂安、淳安、分水、旌德至太平。方志敏的红十军由德兴,经开化、婺源、休宁至太平,两军在安徽太平县(即今黄山市黄山区)会师。11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将两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

红十军团在皖南打的第一仗,就是谭家桥之战。由于部队刚合并,相互配合上有问题,红十军团经8小时激战后失利,不得不退出战斗。自此战后,先遣队就没有与敌人作过激烈的决战。(摘自《党史纵览》,孟红/文)

“党指挥枪”的由来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官兵,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简称“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摘自《人民日报》,苏银成/文)


孝心感人的启功


作为大师,启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人们在惊叹其学术造诣外,更为他的孝心所钦佩。

启功的先祖是雍正皇帝的后裔,他生于1912年,这时家道开始衰落。年纪还小时,父亲和祖父先后病故,母亲和终身未嫁的姑姑带着启功一起生活。母亲的管教非常严格。她督促启功读书的方法很特别:每晚搬来一个小凳子,叫启功站在凳子上念书。他就不敢打瞌睡,因为一打瞌睡就会从凳子上跌下来!就这样勤学苦练,启功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

启功早早地萌发自立养家的强烈愿望。多年后他回忆说:“尽管有祖父的门生来照顾,但总不能老靠别人的资助过日子吧?我要谋个职业,挣钱来养活母亲和姑姑。”

1932年,20岁的启功奉母之命与章宝琛结婚。两人婚后相敬如宾、情深义重。1933年,其祖父的世交溥增湘带着启功的作业去见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想给他找个工作。不久,陈垣推荐21岁的启功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启功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教书生涯,靠着自己的收入养活全家、孝敬母亲和姑姑。

母亲和姑姑对启功的管束依旧严厉。40多岁的启功,已是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但母亲依旧会抄起鸡毛掸子就打。这时,启功则毕恭毕敬地说:“等儿子把眼镜摘了,静等受打。”上世纪50年代,启功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稳定,家庭状况大为好转,然而母亲和姑姑先后去世,只留下无限的思念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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