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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服进化史

2018-01-25 11:08:48来源:《时代邮刊》2018年第1期作者:白孟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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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6日,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在一座用木桩和木板搭成的简易检阅台上,一名身材高大的军人看着台下数千名官兵,手里攥着一顶黄色的军帽,用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嗓音向台下的官兵做了动员:“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不过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不会变!”

他举起手中的军帽,指着正中的青天白日帽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他缓缓摘下头上的红军帽,将黄色军帽戴正,然后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


衣服分红白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在宣布新四军番号后,南方八省15区红军游击队先后被改编为新四军。但是对于改编的命令,很多战士想不通。他们尤其反对“红军更名”和“穿白军的衣服”。

1928年,红军在江西遂川缴获了100多担土布,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红军在井冈山茅坪桃寮村建立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所被服厂。但是此时,我军仍然没有制式军服。为此,红军军需处参照苏联红军军服式样,初步设计了具有革命特色的军服,经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审定,最终确定军服采用深灰色棉布,军帽为有檐的八角帽(列宁帽),帽徽为红色布质五角星。整个军帽以棉布缝制,帽徽直接缝在帽额中心。帽檐采用双重布车成夹舌。上衣为中山装式,开襟翻领,领口佩红色领章,衣襟两旁上下共做有盖口袋四个,下边两个斜口袋。军裤为西装式军裤,下打绑腿。

这一时期,我军被服厂为了制作军服,几乎天天加班加点。布匹材料来源主要有三个,首先是根据地设在敌我交界处的布店采购,其次是战场缴获,此外还有打土豪没收的浮财。当没有足量的染料时,被服厂用五倍子掺锅灰染灰色,用黄栀子染黄色,但前者经洗,后者的耐洗性很差。

经过几年发展,南方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被服厂,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陕北苏区也建立起了自己的被服厂。1935年4月,红26军在安定县曲树边建立了红军被服厂,杨芝芳任厂长。红军长征抵达陕甘宁时,将6台机器和部分工人合并到了陕北苏区被服厂。直罗镇战役之后,俘虏投诚较多,最初准备让红军战士全面换装,但后来考虑到产能,只能先换军帽。

中央考虑到苏区被服厂工人较多,管理和住宿均有困难,决定将被服厂分出一批人员成立女工厂和鞋袜厂。女工厂当时有工人200人左右,为了保证中央红军的棉衣供应,此时被服厂和女工厂都展开了劳动竞赛,每人每天缝制3套棉衣,最高纪录是一天5套。


被服靠自己


但另一方面,陕甘宁边区终归地少民寡,缺乏工业。因此被服厂的各种物资,例如机针都需要通过敌人封锁运入根据地。1937年随着八路军改编,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发放了一批单衣和棉衣,军委供给部被服厂被搬到七里铺。

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每月仅有30万元,哪怕是仅仅解决4.5万编制限额内的官兵被服粮饷都有困难。而新四军方面更为拮据,因为国民党仅给了新四军1.03万人的编制,经费仅8万元,平均下来一人一个月只有7元多。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抗战中逐渐扩大,我军实际兵力大幅度增加,到1939年12月,国民政府给的那点经费平摊到每名八路军战士头上仅有0.67元,新四军不足3元。即便如此国民政府仍然是百般克扣,被服更是彻底停发。

对于抗战初期改编中的换装,我们可以用陈赓大将在换装时写下的一句话作为总结:“我们红军永远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因此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穿着布质对襟翻领中山装式军服,上衣衣襟两旁上下设有盖带扣明口袋四个。军裤分为西装式长裤、马裤和短裤三种制式。军帽帽墙前面正中有青天白日帽徽。

从当时留下的部分历史照片来看,上至朱德、陈毅、贺龙、林彪,下至1939年前八路军普通战士,大多是会佩戴帽徽的。不过随着战争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帽徽问题逐渐趋于模糊。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始终不喜欢穿着八路军制式的军服、佩带制式军帽,出席会议历来总戴着红军制式的八角帽。而且几乎所有红军指战员都对国民政府的草黄色军服提不起兴趣,因此我军仍采用灰色军服。

由于国民政府在被服供应乃至整个后勤保障上口惠而实不至,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得不在敌后建立自己的被服供给体系。1938年6月,十八集团军总供给部被服厂在山西屯留固先镇成立,到10月份已经发展到250多人和24台机器。1939年初,国民政府停止向八路军供应被服,好在各部已经在地方自行筹措了被服,例如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就在1937年12月于唐县百花村成立了被服组,1938年5月正式成立被服厂。同时十八集团军总供给部被服厂开始开足马力生产。

在恶劣的条件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被服供应开始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各根据地被服厂根据自身条件制作的军服在颜色上总会出现色差。例如在百团大战时期,基层指战员会用军服颜色分辨陈赓386旅与其他兄弟部队。因此八路军总部及大部分部队所穿的军服都是土法染成的灰黑色军服,而386旅供给部弄回黄色的洋布,因此旅供给部生产的军服是草黄色的。

同时,十八集团军供给部和各师很快发现我军标准的灰色军装与北方野外环境极不相符,对于部队的隐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更糟糕的是,日伪发现一般老百姓不穿这种“八爷灰”,因此在经济封锁中有意识地利用灰色染料吸引我军人员上钩。

因此从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我军各根据地普遍开始增加草绿(夏)和草黄(冬)布军服的制作。


改进看前方


除了军服颜色外,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被服厂对军服改进主要集中在提升质量方面。当时军服比较突出的质量问题是“礼拜鞋”“开不走裤”和“被子伸腿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基本是由于各根据地的被服生产任务太重,各厂普遍缺乏一套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所致。这些问题直到大生产运动后期,随着各根据地的物资供应情况逐渐改善,以及军工体系强调质量管理后才逐渐得到改进。到1943年大生产运动中的妇女纺织运动已经调动了各地区的妇女,提高纺织品质量被提到了讲政治的高度,各地妇女和纺织厂普遍开展劳动竞赛。

在提升我军从1942年后已经开始不断根据兵员情况对军服的尺寸做出修改,一般是提前随机抽取一个野战连队和一个机关单位的指战员,分别对其身材进行测量,根据各自不同的行动特点量体裁衣。

当然,对被服设计的修改,也必须要后方服从前方,美观服从实用。这方面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军服的纽扣上。早在红军时期,我军官兵的纽扣就有金属制和木质两种。前者一般采用锡制或者小铜钱制作,费工费时,但尺寸较为整齐,而且手感和重量较好。部分从苏联回来的我党我军领导不断强调“军人离不开铜纽扣”。而木质纽扣一般采用圆形木片包布制作,外形不规则,观感较差。1941年我军标准军衣需要消耗7枚大扣、2枚小扣和2枚领扣,到1943年则统一为10枚圆形皮扣或木扣,金属扣此时已经极少见到,单衣成本因此下降了约1角。到1943年,我军被服厂生产一顶单帽只需要2.41平方尺的布料,一件单上衣只需要17.914平方尺,也就是过去生产6件单衣的材料,现在可以生产10件。

由于我军的军服在抗战期间根据各地情况以及部队作战特点进行了改进,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军服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仅有军帽逐渐变为著名的解放帽,新四军各部也开始统一穿着草黄色军装。从最初的不理解不认同,到因陋就简,因地制宜予以改进,八路军和新四军最终将一套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军装改造成象征中国人民解放,让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无比恐惧的胜利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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