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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黎明:倒在上海解放前夜的地下党员

2017-10-26 16:43:08来源:《时代邮刊》2017年第6期作者:米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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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攻击。隆隆的炮声在上海外围轰响着,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敲响冲破暗夜的晨钟。


红日将升,一批“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却倒在了曙光绽放前的最后一刻。


上海的朝霞,鲜艳如血。


让毛森“声音都变了”的“警告信”


1949年5月初的一个晦暗黄昏,在福州路185号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一间办公室内,警察局长毛森如一头困兽,脸色铁青地在室内不停地走动着。


毛森堪称军统老牌特工。军统头子戴笠手下有著名的“三根毛”,即毛人凤、毛万里与毛森,这三人既是戴笠的心腹,也是他浙江江山同乡。“三根毛”中,毛森以心黑手辣见长。


毛森手上沾血最多的时期,就是他当上海市警察局长之后。


1949年3月7日,毛森就任上海警察局局长,但其委任状直到3月25日才下达。委任状尚未下达就提前赴任,毛森有着特殊使命。


那时候的国民党政权,正在行将覆灭的恐惧中战栗、挣扎着。


上海市内潜伏着大量的中共地下党,对解放上海早已蓄势待发。如果没等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内就出了乱子,他这个警察局长恐怕身家性命堪忧。


刚一上任,毛森就挥起了警棍和屠刀。4月,他根据紧锣密鼓的调查结果,布置警力抓捕了近400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很多人不经审判就秘密处决。一时间,上海市里血雨腥风骤起。


4月底5月初,众多上海警察的家中收到了格式相同的一封信,其中也包括毛森本人。


这封信的主体是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区的八项基本政策(即《约法八章》)。


发信人没有署名,但显然是中共地下党所为。在《约法八章》之外,这封信还附了一页“警告”,言辞可没有《约法八章》那么客气,它的警告对象是上海警察局中的顽固反动分子:“你要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的《约法八章》各按职守,保护好机关物资档案,立功自赎,听候接管处理,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歹,定不宽贷……”


警察局汇总上报的警告信有2000多封,而且精准地投递给了那些“效忠党国”的“骨干”,显然,只有熟悉警察局内情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警告信”的威力很巨大。一贯“谈吐不俗”的毛森,当天给下属打电话下命令时的声音都变了调:“我身边就有共党奸细,一定要限期破案!”


“警告信”背后的“特殊警察”


毛森虽然要求“限期破案”,但直到他逃离上海,“警告信”一案也没有真正侦破。军统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警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继续作恶了——从“警告信”大规模出现到上海解放,总共只有20多天的时间。毛森的上海警察局长位置,满打满算只坐了不到三个月。


不过,毛森在这三个月里上演了最后的疯狂。


“上海有1000条路,我有1000个特务。”军统出身的毛森使出了军统的手段。他派了大批特务打入社会各个层面,仅在他当警察局长的三个月里,就抓捕了30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秘密处决了其中的300多人。这其中,包括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主人公原型、中共地下党功勋情报员李白。


在毛森治下的上海警察局,他同样采用了特务手段,建立了“保密防谍组”“生活指导组”等特务控制的组织,要警察互为签名连保连坐,进行严密控制。在他公布的“战时禁令”中,规定凡警察背叛国民党或弃职潜逃者,均予处死并杀其全家。


毛森很清楚,给他发出“警告信”的中共地下党员,就站在聆听训话的警察队伍里,但上海警察局里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人数之多,却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据曾担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的张承宗生前回忆,抗战结束时,上海警界各单位已成立了11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30多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警委成立,到1949年年初,在国民党专政机器内部已经建立起一个总支部、17个支部,分布在总局、各分局、保安中队及监狱等各单位;中共地下党员总数达到了500人左右,外围积极分子约2000人。


可以说,在总警力不足两万人的上海市警察局,听命于毛森的少数死硬派和军统特务,在人数上还不及中共地下党组织能够指挥动员的警察力量。


毛森对上海警察局内部的中共地下党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他任职局长的三个月里,有50名警察因为“涉共”而被抓。对中共上海地下警委来说,远未伤筋动骨。不过,让毛森如芒刺在背的“警告信”一案很快有所侦获,四名警察因涉及此事被捕。


这四个人就是“公安四烈士”:钱凤岐、刘家栋、钱文湘和蒋志毅。其中蒋志毅还只是中共外围地下组织“互保立功会”的成员。


给上海警察局顽固分子发“警告信”是中共上海地下警委统一部署的一次重大行动,打入上海警察局调查科、人事科、户籍科、政治处的地下党员都参与其中,地下警委书记邵健亲自指挥并直接参与了行动。


鉴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这位上海警察局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并不在警察局之内。毛森甚至不知道邵健的存在。


毛森的最后疯狂


1949年5月23日,解放军肃清了上海外围残敌,总攻开始了。


毛森已经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末日的来临,开始着手准备后事。他当然不是想践行“效忠党国”的誓言、坚守到最后乃至杀身成仁,而是忙着开溜了。


毛森逃跑前的首要大事,就是选派一个上海警察局长的继任者。这注定是国民党政权在上海委任的最后一个警察局长,只有降和死两种结果。


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陆大公被推到了上海警察局代局长的位子上,纯粹是毛森给自己找了个“顶缸的”。只是毛森做梦也想不到,这个陆大公其实已经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策反,早有策应解放军入城的反正之心。


党组织当即指示陆大公大胆上任,做好警察部门的交接准备。不但如此,党组织还委派地下党员肖大成协助陆大公,他以义务警察的身份,跟着陆大公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上海警察局大楼。


毛森在5月24日一早把警察局长的大印交给了陆大公,但他并没有马上逃走。在滞留上海的最后一天中,他仍在上蹿下跳地做着最后的挣扎。直到19时左右,陆大公终于想出个办法。他派人向毛森谎报解放军已经抵近兆丰公园(距离上海警察局大楼仅几百米)。这下,毛森彻底慌了,马上带着几个警卫,分乘两辆汽车狼狈逃去。


就在毛森离开办公室之前,他的亲信保安处长黄炳信打来了电话,请示关押在上海警察局大楼底楼拘留所的“中共分子”如何处理。


毛森问:“下面还有几个?”黄答:“还有九个。怎么办?”“开特伊!(沪语:毙掉他!)”


少顷,警察总局楼下传出一阵枪声。这是毛森离开上海之前屠杀的最后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因为匆忙,甚至来不及把他们押赴刑场,直接在上海警察局大楼后的空场上就地枪杀。


共产党员沈鼎发和因起义失败而被捕的国民党军人聂闻远等九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


白旗挂满警察局


地下党员肖大成在紧要时刻进入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除了协助陆大公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控制住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这是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属下的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全大队300多人,配有装甲车40多辆、迫击炮10门、机关枪30多挺、步枪200多支。


毛森对这支武装异常看重,刚刚上任时,就把机动车大队的正、副大队长钟敏、喻飞调任总局,委派其亲信、军统特务缪琅任大队长,加强自己对机动车大队的控制。中共地下党组织早就开始了对机动车大队的争取工作,与钟敏、喻飞取得秘密联系,二人答应将在解放军入城前率队起义。


5月24日中午,肖大成和喻飞一起赶往机动车大队驻地。缪琅已经不知去向,机动车大队的各中队长唯喻飞马首是瞻。14时,机动车大队全体官兵集中,正式宣布起义。


25日凌晨,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到达机动车大队时,这里的每辆装甲车上都挂着白旗。毛森无论如何也指挥不动的这支武装,旋即接受了解放军的领导,装甲车发动起来,跟随解放军去肃清苏州河沿岸的国民党残敌。


在上海警察局大楼,毛森前脚刚走,陆大公就以代局长的名义给全市警察机构下达命令:“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护秩序,听候命令。”从上海警察局大楼到各个派出所,都降下了青天白日旗,改挂白旗,宣布投诚。


27日,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接管了机关、工厂和学校,也接管了原国民党警察局。超过90%的旧警员留了下来,等待整编,为新中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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