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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咖啡流行史

2017-09-21 17:35:30来源:《时代邮刊》2017年第5期作者: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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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带来了咖啡树,也带来咖啡馆


人类饮用咖啡已近千年,不过咖啡真正传到中国,还是在19世纪。1884年,一位叫劳伦斯的英国曼彻斯特茶商,穿越中法海军的隆隆炮火,来到了中国的宝岛台湾。他发现,台湾的气候类似盛产咖啡的加勒比海岸,于是动起了开垦咖啡园的念头。

他从菲律宾马尼拉运来了100多株咖啡树,开始在台湾种植,揭开了咖啡在中国发展的序幕。

至于中国大陆,最早的咖啡种植始于云南。1904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田德能受命前往大理宾川县传教。他酷爱喝咖啡,于是他的行李中,便有他经过越南时购买的咖啡豆和咖啡树苗——大约100年前,法国人已经在越南和老挝种上了咖啡。他来到宾川县的朱苦拉村,建起了教堂,并在教堂的边上种下了一片咖啡林,也就是保存至今的、堪称中国咖啡的“活化石”的朱苦拉村咖啡林。起初,这里产的咖啡只供教士饮用,但慢慢的,当地的村民也跟着神父一起喝上了咖啡。经过百年时光,在朱苦拉村,喝咖啡早已经成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习惯。

1905年,另一个法国人则在云南最早的通商口岸蒙自开办了“滇越铁路酒吧间”。这其实是一间咖啡馆,那为什么取名酒吧间?原来,这是法国特色的咖啡馆,不仅出售咖啡,还出售酒精饮料,是咖啡馆与小酒馆的混合产物,也是欧洲咖啡馆的主流模式。酒吧间一建好,就吸引了到此修建滇越铁路的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光顾。当地百姓对此十分不解:“真奇怪!老洋咪(过去蒙自人对老外的俗称)不喝茶,而是喝一种苦得像中药一样的东西。”不过,蒙自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也就见怪不怪了。蒙自本地的士绅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到洋人府上做客,没茶喝,只能喝咖啡,喝多了,也就上瘾了。


去咖啡馆,还真不是为了喝咖啡


上海的咖啡馆,则要来得更早一些。上海早期的咖啡馆,都由外国人经营,是特别为19世纪中期那些满怀乡愁的水手而设的。顺理成章的,咖啡馆的第一批常客,就是那些专门做水手生意的妓女。在这以后,才开始吸引那些尝试仿效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到了1909年,咖啡店开始被视为聚会的地点,在上海的旅游指南中出现。

它们大多数都是法式咖啡店,附属于餐馆,兼售各式的食物与饮料。入口处铺设着地毯,留声机播放着流行的西方音乐,桌上摆放着从外国进口的花瓶和烟灰缸——当时的咖啡馆,基本可以看作是西方生活方式的展览馆。

这时,咖啡馆的女招待也取代了原本占据在这里的妓女。当时长沙新闻人严怪愚就在新闻中曾写道:“许多人去咖啡店,不一定喝咖啡,而是吃女侍者”。上世纪30年代,长沙的咖啡馆接连冒出来,南门的咖啡馆“青春宴饮社”的女招待,堪称集长沙之大成。长沙的男人们打着喝咖啡的名头来到这里,点这里著名的女招待叶红,看她拿着口琴,吹一曲《桃花江》。或者点女招待银真,听她唱一折《苏三起解》。

后来更是有了女招待“选美”,即选举“咖啡皇后”。这是当地一大盛事,来自各大咖啡馆的女招待都有自己的粉丝团,竞争异常激烈。美女招待为咖啡店带来生意,同时,也有人挖墙脚。当美女招待当选或入围“咖啡皇后”并引人关注后,身价不同,自然会从这家咖啡店跳槽到另一家。最出名的长沙女招待,要数后来成为电影明星的胡萍。成名之前,她就曾在长沙最早的咖啡馆“远东咖啡店”充当女招待。

1936年长沙报纸报道说:“现充任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基本演员之胡萍,轰动一时之摩登女郎也,曾充该店侍女,故当时一般纨绔子弟,趋之若鹜……盖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作用存焉,旋受舆论之攻击,遂离湘赴沪,献声色于银幕矣。”后来,田汉回到长沙,也时常要去远东咖啡店小坐。他对咖啡馆的印象是,“那儿的女招待似乎都有些自负,仿佛每一位的将来,都有成为电影明星的希望。”

咖啡店的女招待,也成为了文人们喜欢的题材。在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里,女主角白秋英跑到上海寻找青梅竹马的恋人,为维持生计而当起女侍。到了最后,她久候的情人终于现身咖啡店,但却同时带来了他的未婚妻。白秋英痛骂对方薄情寡义,将他给的钞票付之一炬。这个发生在咖啡馆的故事,虽然有些老套,但已经有了些妇女解放的意味了。


在上海,咖啡馆成为了一股文化热潮


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咖啡店主要集中在法租界及虹口(日租界)这两个地区。在法租界的霞飞路、静安寺路还有陕西北路上,大多数都是法式咖啡店,也有些是俄国人经营的,它们规模大,档次高,吸引的是来自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

至于虹口区的咖啡馆,遍布在北四川路,大多由知识分子经营,就要朴素一些,消费也更便宜,吸引的是那些文艺界人士。1928年,《申报》刊登了一篇短文,向读者介绍了位于虹口区北四川路一家名为“上海咖啡”的咖啡店。作者在店内遇到了许多文艺界名人,当中包括鲁迅、郁达夫、龚冰卢、孟超和叶灵凤;他们在店内不是高谈各自的主张,就是默默沉思。短文的作者慎之沉醉于这种气氛里,并认定这里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的乐园”。

不过,这篇介绍咖啡馆的短文,却引发了一场论战。郁达夫发表了《革命广告》,否认他与“上海咖啡”有任何关系。鲁迅也很快加入进来,在《革命的咖啡馆》一文中,他表示自己从没有到过这类咖啡店。他反感的是,咖啡馆里那些只知空谈的“文豪”和“年青貌美、齿白唇红”的女招待,他根本不愿意在革命的咖啡馆里做“装点”。

不过,反对归反对,咖啡馆还是要去的。对于左翼知识分子而言,由于国民政府较少留意日租界里开设的咖啡馆,这里实在是个聚会的好场所。在《革命的咖啡馆》成文后一年,鲁迅还是去了离他当时上海的住所很近的公啡咖啡馆。公啡坐落于当时上海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内山书店的对面。1930年2月16日“左联”第一次筹备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左联”。鲁迅多次主持了“左联”的筹备会。所以他也成为了公啡的常客。但他从不喝咖啡,通常都自备中国茶。

鲁迅对咖啡的看法,基本是负面的。他常常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他认为,喝茶是为了消除疲劳,能更好地工作。而咖啡,完完全全是享乐,把时间都浪费在无意义的高谈阔论上。

但正是因为有咖啡馆这个共同空间,文化热潮才得以萌发。1928年,《申报》出现了一个新专栏“咖啡座”,编辑明确表示,这个专栏就如现实中的咖啡座,人们可以在里头自由地就任何议题交换意见。

事实上,对鲁迅而言,咖啡馆也是不可或缺的社交场所。当时的文学青年要见到鲁迅,必经路线就包括了公啡。1934年,萧军、萧红带着小说手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先到内山书店见鲁迅,再由鲁迅带去公啡聊天。


速溶咖啡,当年也是格调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咖啡连同咖啡馆,又慢慢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了。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在上海,商业部门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少量店面供应咖啡和简单西餐,所在地段大多是过去的租界,毕竟那里的居民从小就有喝咖啡的习惯。

位于南京东路的中央商场也有咖啡喝。有上海人回忆说,当时中央商场喝咖啡,坐的是八仙桌、长板凳,墙上贴着革命标语。咖啡是用烧水的铝壶煮的,倒在玻璃杯里,加一小勺白砂糖,用毛竹筷子搅拌,一杯一角一分。

另外还有面包吐司,不过比较贵。更多的人是到边上排队买鲜肉大包,吃油墩子。

在北京,西单商场的货架上也摆着三四元钱一罐的上海咖啡。不过,对于普通老百姓,这实在是天价。一些涉外酒店也有自己的咖啡厅,但那是需要外汇券付账的。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才从电视里又一次认识了咖啡。“味道好极了!”这句雀巢咖啡的广告语相信很多人今天都是记忆犹新。这个广告的魅力在于,对于没喝过咖啡的人来说,加入奶精伴侣调和的速溶咖啡,是又香又甜的饮品。而对于喝过咖啡的人来说,他们绝大多数并不习惯咖啡的苦味,所以也就乐于接受咖啡变得如此香甜。雀巢速溶咖啡的成功,让其变成了一个“逼格”的象征。那时候,装着“雀巢”的玻璃瓶子,即便是喝空了,也常被放在玻璃柜子里当摆设,或者要被拿到办公室当喝水的杯子。

但这也让大多数中国人对咖啡产生了错误的印象:咖啡就是“雀巢”,咖啡就是“苦”的,咖啡就应该和“伴侣”混合。所以1999年星巴克进入中国,当很多人喝到了第一杯星巴克咖啡时,第一反应就是,咖啡竟然也可以有这么多种花样的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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