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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碎片201612

2017-02-22 11:43:29来源:《时代邮刊》2016年第12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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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特赦布依族女匪首

毛泽东在“善任”方面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善于任用那些有“污点”的人,使之改过自新。井冈山斗争初期,军队人数不多,加上战斗频繁、伤亡较大,而兵源又难于补充。为此,部队在征兵时,常常吸收一些俘虏充实队伍。这些俘虏在原来军队里沾染了不少恶习,许多工农出身的战士对这部分人很反感。但毛泽东没有轻易放弃他们,而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改造,引导他们按红军的规矩办事。还充分利用他们抽大烟的“特长”,把这些人编成一个侦察队,让他们化装成烟客深入敌占区的烟馆搜集情报。后来,这些人大都被改造成了合格的红军战士。把旧人改造成新人,这是毛泽东用人的神奇之处。

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的匪患很严重。其中有一个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武功高强、身手敏捷、枪法奇准,长期为患一方。后来,经过贵州省军区努力,终于将其擒获。按其罪责,应当严惩。当省军区把此事上报到中央时,毛泽东竟下令放了她。显然,毛泽东的考虑更全面:当时剿匪虽然已接近尾声,但情况仍然十分复杂,特别是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程莲珍经过说服教育后,果然洗心革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劝说了22名匪徒向政府投降。有几个号称“八大金刚”的匪首,特别凶狠狡猾,拒不投降,程莲珍动员他们家属去劝降多次未果,于是她带着部队进山将他们一一击毙。(摘自《向毛泽东学习》,谢春涛/文)


刘亚楼严治“机关病”


一次,刘亚楼到空军某疗养院检查工作,他见院内遍地枯枝败叶,杂草丛生,很不高兴。

第二天清晨,他带领随行人员拔杂草、扫路面。该院院长听说刘司令员亲自带领人员打扫卫生,马上跑步到刘亚楼跟前,检讨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刘亚楼严肃批评说:“你看你把这么好的疗养院经营得像个什么样子,活像个没落的王朝!”接着,他把疗养院的负责同志都召集在一起,交代说:“空军疗养院要以为飞行员消除疲劳、增强体力和以便他们提高工作效能为宗旨。具体做法就是优化环境,搞好伙食,加强锻炼,进行医疗。”

刘亚楼认为,一个松松垮垮的队伍是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一个办事拖泥带水、稀稀拉拉的机关,是办不成什么事情的。他对空军机关的工作作风要求十分严格,一直强调机关要注意克服“慢、拖、粗、浅、窄”的现象。“所谓慢,就是效率低;所谓拖,就是办事情不干脆,解决问题不彻底;所谓粗,就是工作粗糙;所谓浅,就是看问题肤浅,工作不深入;所谓窄,就是考虑问题狭窄,思路不宽阔。”他要求机关干部要坚决同上述5个字作斗争,不断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效能。

刘亚楼主张:“严,要严之有理,以理服人,决不能以势压人。”他说:“以理服人,才能得人心。如果靠官大、权势大压人,人家表面不敢说,可心里却骂你。这样干,容易培养‘两面派’。”他还说:“以理服人,首先领导者要懂理、说得出理。一个领导者唯有自己行得正,说话腰板才能硬,才能有权严格要求下级,才能严之有理,令人信服。”(摘自《北京日报》,慕安/文)


红军长征不走“弓弦”走“弓背”


将红军各部队长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直线连起来,会发现它们和红军长征实际路线构成了几张弯弓的形状,红军基本上是在弯弯的“弓背”上行走。“弓弦”下多为平原、丘陵地区,物产丰富,行军方便。而“弓背”所经之处,多为高山大川、雪山草地,地瘠民贫,行军异常困难。

红军不走“弓弦”走“弓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落脚点几经变化。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在途中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而决定的。就中央红军而言,起初是决定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师,待会师计划无法实行时,遂在黎平会议上决定西进贵州,建立川黔边根据地,遵义会议上又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决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长征落脚点的几经变化,导致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不是直接由华南直向西北进军,而是向西、再向北,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

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堵,针对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若要想保存自己,只有避开敌人重兵设防地带,绕道前进。如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调整部署,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去湘西的路上。危急关头,中央红军放弃北上计划,转而西进贵州。

机动作战的需要。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红军行军和作战自然不利,但却可以凭借其擅长的机动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充分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行踪,机动作战。如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以及红2、红6军团在滇黔边界乌蒙山区的回旋战,都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作战的优势,与敌重兵集团来回周旋,并伺机突出重围,摆脱危机,继续前进。

机动灵活是红军作战的特点,是以弱胜强的关键。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红军的这一特点:“为了有把握地取得胜利,我们必须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据新华社,郜耿豪 孙杰 曾涛/文)


“三陈”协力破蒋军


1948年12月5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达了围歼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攻击命令。命令将参加攻击的部队分成三个集团:即以解放军中野四纵、九纵、十一纵及豫皖苏独立旅为东集团,由四纵司令陈赓指挥,作为主攻部队;以华野十三纵及中野一纵、三纵为西集团,由三纵司令陈锡联指挥;以中野六纵、华野七纵和陕南十二旅为南集团,由王近山指挥。

自12月6日下午开始,这三个集团对黄维兵团展开了连续的猛烈攻击,战至12月10日,刘、陈、邓决定调整兵力,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将黄维兵团尽快歼灭。华野抽调了三纵、十一纵、鲁中南纵队三个纵队和部分炮兵,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华野三纵、七纵,中野六纵及陕南十二旅,为南集团作为后期的主攻部队,陈赓指挥的东集团和陈锡联指挥的西集团为助攻部队,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

这次“三陈大战双堆”,各部队紧密配合作战,经过五天浴血奋战,将全部美械装备,包括蒋介石五大“王牌”部队之一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在内的黄维兵团彻底消灭,打出了两个野战军的声威。此后,“三陈大战双堆”更成为我军战史上的一段佳话。

“三陈”协同作战,在中野战史上还曾有过一次。那次是陈赓、陈锡联和陈再道共同指挥作战。1946年,重庆谈判之际,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命令国民党前线部队挑起摩擦、不断进攻解放区。

中共中央命令各部寸土不让,寸土必争。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中原野战军组织了有名的上党战役,由陈赓、陈锡联和中野二纵司令陈再道指挥所属部队取得了胜利,为重庆谈判做出了重要贡献。(摘自《人民政协报》,陆仁/文)


孙中山铲除恶俗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领导制定了一系列的铲除封建恶俗政策法令,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改革和进步,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的改革具有深远影响。

孙中山1895年12月就剪掉象征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辫子。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决心推行全民剪辫。1912年1月5日,总统府秘书处以大总统名义发出《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至1912年夏天,南京城中老百姓基本上剪掉了辫子。

废缠足。孙中山把妇女放足作为临时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3月11日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要求各省立即将已缠足者放开,未缠足者不许再缠。各省遵令执行。自此,受世界讥讽的千年缠足恶俗,得到根本的改观,日臻革除。

改服饰。清代服饰,统一着长袍马褂。孙中山认为这是专制统治的象征,冠裳落后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服饰文化的落后。为推行服饰改革,孙中山设计出新式的中国服———中山装。孙中山不仅是中山装的设计者,而且是中山装的推广人。在各种场合他以身作则着中山装,为民众示范,引领服饰改革潮流。

禁刑讯。孙中山认为清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虐政所致。在颁布的禁止刑讯的条律中强调:各级官署审理案件,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其他不法刑具,罪犯应当受罚时,改鞭抽上枷为课以罚金或拘留。

改称呼。孙中山崇尚自由、平等、博爱,就任大总统后一直注意政府官员之间、官民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称谓。在任时他以大总统名义饬令内务部下文通告全国: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孙中山下令:各官府人员之间均以官职相称呼,不得再称大人、小人、主人、奴才。

废跪拜。在临时参议院成立之前,孙中山在各省代表会议上力主废止跪拜礼节。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高礼节为三鞠躬。孙中山的提议,各省代表以热烈鼓掌形式表示一致通过。自此,封建跪拜礼由鞠躬礼取代,在全国迅速普遍实行。(摘自《世纪风采》,倪良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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