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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孙中山的传奇婚恋

2015-10-20 02:08:44来源:时代邮刊人物 2015年第7期作者:陈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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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22日,由于孙中山的努力,中华革命党终于在东京举行了成立大会。孙被选为总理。但它一成立就出现分裂。正是在这样一些政治上的、组织上的以及个人的急风暴雨式的压力之下,孙中山同这位年轻的、充满理想的、美丽而又能干的庆龄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对宋庆龄来说,他象征着她自己所希望于中国未来的一切。“对孙中山来说,当他正处于一生中最低点的时候,慰藉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了。”

  从1914年9月开始,庆龄开始每天同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担任他的英文秘书。这个职务本来是姐姐霭龄担任的,因为她要同孔祥熙结婚,所以由庆龄接替。庆龄在1914年11月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信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接着写道,“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青年的庆龄敬仰孙中山坚韧不拔的精神,他的不幸遭遇深深感动了她。她沉湎于他所讲述的长期经历、他的政治信条和现持观点,以及他的行为风格。对她来说,他不仅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而且是她家庭的一个至诚挚友,她从小就把他看成是一个领袖、一个导师、一个学习的榜样。从孙中山这边来说,他从她那种青年人活泼的朝气中感到振作和轻松,有了新的活力去应付紧迫的公务。她的语言和工作能力以及她的颖悟大大减轻了他的日常工作。

  孙中山还引导庆龄掌握进行地下政治活动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她学习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用隐形墨水书写。她懂得了准时和确切的重要性,以及把所有多余文件随时销毁的必要。他教她对于钻进革命队伍的间谍、个人野心家和追求刺激的人要保持警惕。

  据许多人的记述,1915年3月,孙中山派秘书朱卓文到澳门去争取他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同意离婚。(他们是在1884年经父母之命结婚的,当时他们都不到20岁,事先没有见过面。)孙写信告诉她,他打算同谁结婚以及为什么有这个打算。卢理解他。据有人回忆,卢当时说,她不会写中文和说英文,连走路都不利索,因为她缠过足,所以她不能像庆龄那样帮助他。

  事实上,这对夫妻婚后的关系一直在不断地疏离,他们分别的时间比相聚的时间要多得多,双方的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一开始就不一样,以后差距越来越大。

  卢有一个方面帮助了孙的革命工作——她解除了孙家室之累,独力把三个孩子扶养成人(尽管孙中山和他的哥哥孙眉经常寄款接济,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她的思想感情同他不同。对孙中山来说,他的革命活动赋予他的生命以意义和动力,艰难险阻无所畏惧。对卢慕贞来说,这样去冒险犯难是很难理解的、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使全家人都会遭殃。这个威胁确实存在,因为按照封建律令,孙中山敢于反对“神圣的天子”,是大逆不道,他和他的妻室子女依法都应处死。为了避开这一危险,孙中山有时不得不把家眷带到或送到他流亡的地点。

  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把卢慕贞带到南京,分享胜利的喜悦。她看到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即使在胜利之中,她在置身于他的政治世界中时,更多地是觉得不舒服而不是快乐。

  1913年,孙中山在短暂的得势之后又戏剧性地跌落下来。这在卢看来是他们又要恢复过去那种到处躲避追捕的噩梦式的生活了。那一年她曾带着一个女儿到东京作短暂停留,不幸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了伤。卢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就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她也觉得不是很安全。孙中山有很多敌人,独裁者袁世凯同清廷一样,到处派出间谍和杀手。

  因此,卢慕贞同意孙中山找一个比她自己更适于一起生活的伴侣。她知道他已经找到这样一个伴侣,可以同他一起工作并随时随地照顾他,表示很欣慰,但她起初认为没有必要离婚——为什么这位新夫人不能做“侧室”呢?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侧室”不算是不光彩的地位,因为丈夫纳妾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常常是得到元配夫人的同意(有时是作主)的。

  但对具有现代观念的孙中山来说,纳妾是他要努力在中国消除的最令人厌恶的落后陋习之一。对受过美国教育的女青年宋庆龄来说,当然更是如此。但据说,她曾表示为了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她不惜作出个人的牺牲。孙坚决不同意让她这样做。不管怎样,当朱卓文把卢慕贞带到日本来见孙中山时,离婚的事情很融洽地解决了。双方签署了一份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草拟的文件。(几个月之后也是这位和田瑞律师草拟了孙宋结婚誓约书并作证。)

  在6月28日,日本外务省的暗探尽职地注意到,孙中山发了一封挂号信给庆龄的父亲——在上海的“查理·宋”。五天之后,他又给同一地址发了一封给庆龄的电报。这封电报她有没有收到是个疑问,因为这时在宋家内部发生了一场尖锐的冲突,她失去了行动自由,她个人的信件也被扣了。

  她离东京回上海之前,曾同孙中山商定,她要去争取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但一到上海,她就发现两位老人家已另有打算,要把她嫁给城里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家庭的子弟。她一生中第一次不听他们的话,宣布除了孙中山她谁也不嫁。两老勃然大怒。他们说,孙博士已经有了妻室

子女,他做她的丈夫年纪太大了。他连她的生活需要都无从保证,更谈不上享受。对作为一位革命家的孙中山,他们是尊敬的,但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女儿去过他那种危险而又困苦的生活。但庆龄不为所动。在折磨人的争执中,她昏了过去,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楼上卧室的床上,经过情形却一点也不记得了。卧室的门已被反锁。她刚才在父母面前强忍住的泪水一下子如泉涌出。

  1915年10月初,孙中山又派他信任的使者朱卓文到上海去把庆龄接回日本。朱是孙的同乡,曾在美国住过几年,有个女儿,英文名字叫“慕菲雅”,是庆龄儿时的朋友。他们父女两人到了上海,设法同庆龄接上头。她偷偷溜出了屋子,给父母留了一张字条。这次出逃后来被编成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阳台加梯子”那种场面的浪漫故事,但庆龄自己从来没有加以证实过。真正的戏剧价值倒不在于经过的细节,而在于这一事实,即:尽管外表柔弱、内心敏感而外在的阻力又大,庆龄一旦作出决定,她的意志就如钢铁。这是显示这一品质的无数考验中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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