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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的倔强

  “那个安装有玻璃门的书架是我的禁区,妈妈从来不让我打开它。”9岁的时候,她第一次获准去触碰它。那时她已经患病数日,因为发烧不得不躺在床上。她感到厌烦,想找一些新东西来读。最终,母亲打开了它,递给她一本书。那是杰克·伦敦的作品——《野 性的呼唤》。

  从第一行文字开始,奥莉娅娜就爱上了大狗巴克,被它那为了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所吸引。她把整夜的时间都用来读这本书,母亲在床上向她抱怨:“你能关了灯,然后去睡觉吗?”

  多年后,她也谈及对那本读物的喜爱之情。“巴克为我上了一堂课,这一课是关于战争、游击和生命的,仿佛它在看着我的青春,那青涩的季节,带着我向希望或者是努力的方向前进:一个勇于反抗的女人,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命令。其他人心中的英雄,大概都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我的英雄则是一条狗。”

  如果巴克是她的第一位英雄,那杰克·伦敦就是她的第一位偶像。她的母亲用了数小时的时间为她讲述了他的冒险生活——在美国流浪,在阿拉斯加谋生,还有横穿海洋的壮举。

  相反,在他的大伯布鲁诺看来,杰克·伦敦是一位写了很多,但是没有好作品的作家。奥莉娅娜在这样一位作家身上浪费时间,这让他十分生气。奥莉娅娜奋起反抗:“我喜欢。就算他写的作品很差,我也喜欢。我崇拜他的创意,也崇拜他的智慧。他从一个主题遨游到另一个主题的能力让我痴迷。”在她看来,杰克·伦敦就是作家型记者的化身,能将好奇心和冒险融为一体。她的大伯经常向她谈及《晚邮报》的记者维吉尔·利立,他数次周游世界;或者是库尔齐奥·马拉巴特,他从来没有缺席他所处时代中的重大事件。奥莉娅娜安静地听着他讲述这些故事。

  在她六七岁的时候,她开始考虑当一名“作家”(她总是直接说作家,而不是特别说明是女作家)。这是她内心里一直存在的想法,她十分确定。但是在家中,所有的人都对此摇头。“噢,作家!你知道要成为一名作家,并以此为生,需要读多少书吗?”母亲一直重复着,并跟她说杰克·伦敦艰苦的生活。大伯高声斥责她:“首先需要维持生活,然后才能写作!你现在连生活是什么都不知道,要写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告诉她说,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作品,是因为他是一名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维持生活,只有靠赌博去赚钱。“他们一块儿努力,为了让我泄气和退缩,给我灌输着写作属于有钱人或是老者的思想。所以,我不能去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我不但贫穷,又太年轻。”于是她相信了,她应该等到合适的年龄,经济条件得以保障后,再考虑当一名记者。

  她读遍了家中能找到的一切可读的书籍。起初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读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作品。美国人的作品,她从赫尔曼·梅尔维尔开始读起。英国人的作品,她从莎士比亚开始阅读,这也是一位深深影响了她的作家。至于法国人,她只对普鲁斯特感兴趣。尽管奥莉娅娜只是一个自学者且学习起来毫无系统性,但她还是奇迹般地积累了一定的文学功底。她读了大量的书,也做了很多的写作练习。“我找到了很多书,上面全是荒诞的短篇小说和古怪的童话故事。这大概是妈妈给我放的吧。”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她这样谈道,“我觉 得妈妈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纯粹地对文学的渴望,她来自一个贫苦的艺术家家庭。因为她存在一种强烈的雪耻欲望。我认为妈妈就是把读书、文化视为一种帮助她在这个社会雪耻的途径。”

  在做完家务后,母亲托斯卡坐在奥莉娅娜身旁的沙发上安静地缝着衣服。奥莉娅娜在一旁写作,纸张逐渐堆积起来,她完全沉浸其中,仿佛用这些文字,能够创造一个独立的世界。在那段时间她的一个笔记本中还留有她那圆形的笔迹:“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节日总是让人感到忧郁。特别是在下午,远处的钟声慢慢响起,听起来是多么悲伤。就像现在一样:一缕严冬的薄雾,寒冷的空气,一道银白色的亮光,没有太阳,公鸡沙哑地歌唱着;梨树叶都已凋落,留下被严寒冻得僵硬的光秃秃的树干;泥泞的菜园里,被雨水打湿的卷心菜上遍布着毛虫咬出的虫眼。如果我是一名诗人,或者至少是一名有文化的学者,在这个时刻,我还能写出点东西。但我不是。我只能去感受,去思考,去描述。”

  没能得到机会去读书的托斯卡,一直激励奥莉娅娜要去读书。“做一个一无所知的人,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她警告道,“当你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们就会蛮横地对待你。”她总是要求奥莉娅娜拿到最高分。在小学和初中,奥莉娅娜是班上的优等生。在家中,她大声朗读自己写的文章。她的文章也经常能获奖。对于她这个年纪来说,她严谨得让人恐怖。她的一个邻居还记得她骑着那比自己高许多的自行车去学校时,用力蹬自行车的模样。“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我的坏脾气。他们告诉我,在上学前,我特别温顺。在学校里,我变得固执而有侵略性。他们家里都有钱,因此他们的妈妈不需要哭着让他们去学习。”

  奥莉娅娜在佛罗伦萨的吉诺·卡博尼师范学院完成了她中学的学业,她总能得到很高的分数。1944年秋天,为了弥补与游击队员参加战斗那一年的时间,她通过考试进入伽利略文科学校读书。她是一名出众却倔强的学生,也总是轻易地就卷入争论之中。

  “我在学校里令人恐惧。可怜的老师们,我让他们受累了。尽管我很聪明,但我令他们恐惧。如果一位老师说错一件事情,我就无法闭上我的嘴巴。”“每次当我举起手准备抗议或讨论时,哲学老师就会挖苦道:‘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个多事之人想做什么。不过常识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堵上她的嘴巴。’”她和两名同班同学一起组织了学生联盟,并且准备组织几次罢课,但不久后她就发现,没人对她的这些斗争感兴趣。她还让一个教授他们神学课的、性格温和的神父感到绝望。“当本西·拉斐尔进来的时候,我会走出教室。对于他令人痛心的抱怨,我置若罔闻。我拿着小点心,去走廊吃完。然而,我没有被惩罚或报复,每一次他都会原谅我,然后冷笑着问:‘面包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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