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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

2017-04-10 10:25:20来源:《时代邮刊》下半月2017年第1期作者:李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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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谋攻篇》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见,即使在兵圣孙武眼中,谋略与邦交也是优先选择。时至今日,职业外交官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更为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注重培养外交人才。王毅就读过的中国外交学院,便是我国职业外交官的摇篮之一。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外交官有独特的风格和气质,不同时代赋予了他们不同的外交任务。


将军大使,深受周恩来影响

1950年3月10日,中南海勤政殿,一群人透过屏风上用铅笔戳出的小洞注视着一场仪式。这些人是新中国即将派出的第一批大使,躲在这里是为了观看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如何向毛泽东递交国书。仪式刚结束,他们就交流起观后感:致辞要准备充分,得先有个腹稿;将来递交国书之前,要多演练几次走姿、呈递的姿势……突然,安排他们来此的周恩来走到屏风后,说:“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见你们。”见到毛泽东后,他们当中有人提出顾虑:“我连外国话都不懂,怕搞不好外交啊!”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里懂外语的很少,但也不能不派大使啊!”这幕情形,便是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接手工作时的真实写照。

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是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外交部成立后被选中担任第一批驻外大使。他们被称为将军大使,包括耿飚、黄镇、姬鹏飞等人。将军大使此前没有太多外交经验,周恩来便从最基本的外交礼仪教起。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为将军大使举办了“培训班”,从外交政策到衣食住行一一讲解。最开始,有人吃西餐时不会用刀叉,有人差点喝了餐后送上的洗手水,还有人睡不惯席梦思嚷嚷着要打地铺……耿飚曾回忆说,自己对这一切都感到不自在,但是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习惯,唯有这样才能适应国外生活。培训结束后,他们陆续被派往国外,成了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

“文装解放军”成为第一代外交官主力,那是时代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另起炉灶”,迫切需要政治可靠、能力出众的人,建设自己的外交队伍,军队里一批素质较高的骨干自然被抽调过来。在东西方冷战对抗的背景下,中国受到西方阵营的敌视、封锁,第一代外交官从战火中走来,最典型的性格特点就是不畏困难、敢于斗争,非常适合那个年代。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1950年11月,曾任东北军区参谋长、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的伍修权作为“大使衔特派代表”,赴纽约出席安理会会议,讨论控诉案。会上,美国代表奥斯汀以“台湾地位未定”为美国辩护。伍修权听罢反驳说,如果其他国家把舰队开到夏威夷与美国大陆之间,却宣称是为了保证太平洋的安全,你们能容忍吗?奥斯汀哑口无言。

在受到西方孤立的情况下,争取国际支持是第一代外交官的一项主要任务。

在外交学院教授高飞看来,第一代外交官的成长得益于周恩来:“他在外交活动中的儒雅、灵活又不失立场,深深影响了第一代外交官。”据曾任中国驻乌克兰、波兰等国大使的周晓沛回忆,当时外交部的老大使、老司长们既想见总理,又怕见总理。想见是因为他们把周恩来视为“良师益友”,怕见是因为每次见面周恩来都要了解情况、“进行考试”,一旦“考”得不好就会挨批评。


翻译大使,不失原则更为灵活

上世纪70年代,以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为契机,中国外交任务发生了变化。以前中国多讲主权和独立,外交的斗争色彩突出。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上来,中国更注重寻求合作,外交官的主要任务变成为改革开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此时,将军大使年事已高,逐渐退出外交一线。走上前台的年轻一代外交官普遍接受过良好的外语教育,语言能力突出,很多人曾经在国家领导人和老一代外交官身边担任过翻译、随员,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因此,有人将这一代外交官概称为翻译大使。

但这一代外交官的成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文革”期间,外交工作受到冲击,很多人怕惹麻烦,平日里都不敢讲外语。但是,有人坚持下来了,后来担任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就是其中之一。“文革”时他依然坚持每天早晨朗诵外语,默默地为将来打着基础。他曾说:“只要你自己看准了,觉得对,就要一直坚持下去,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1978年5月,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前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西欧,主要目的是考察经济。临行前,邓小平对谷牧说,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程度,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当时考察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想看的东西很多,如何安排行程成了大问题。幸好翻译出身的年轻一代外交官已成长为各国使馆的骨干,在行程安排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比起前辈,这一代外交官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更具灵活性。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对华孤立、制裁,中国外交受到极大冲击。不过,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私下曾说:“我了解中国人,压力与制裁于事无补。”那段时间,他几次给中国传递口信,解释制裁是在美国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实行的,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中国外交官灵活地抓住了这个机会。1990年11月,为了能交换意见,又不突破所谓的“制裁限制”,中国外长钱其琛和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埃及开罗机场“偶遇”。两人在机场贵宾室足足谈了一个半小时。1年后,贝克访问北京,中国的外交困境大为缓解。

这一代外交官面对矛盾、冲突时,使用的语言更柔和,个性化色彩更明显。曾任驻美大使的李肇星有一次会见十几位美国教授,有人说到美国情报部门曾在中国订购的一架飞机上偷偷安装了窃听器,问及李肇星的看法。李肇星轻松地说:“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坚持公平原则。我们买什么,美国就应该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一位美国教授在会见后说:“这样精彩的回答,应该写入两国的外交教材里。”


                                                                          ⊙傅莹


新一代外交官,与中国一同走到聚光灯下

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很快,成了真正的“大块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不仅关注自己的利益,也关注世界秩序的建设。当中国在世界上话语权越来越大时,中国外交官也就成了聚光灯的焦点。

在高飞看来,如今这一代外交官的综合素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他们接受了系统的外事教育,外语优秀,又不乏国际知识。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外交官的专业化水平也越来越高。”

现任外长王毅就是中国外交官专业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进入外交部后长期在日本工作,是名副其实的日本问题专家。现任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也是如此: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还通晓法语、罗马尼亚语,相继在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担任大使。

与专业化相伴而来的,还有这一代外交官身上浓厚的个性色彩。2015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傅莹作为大会发言人回答了记者提问。当外国记者问到中国军费这道“必问题”时,傅莹笑了:“我这是第三次做新闻发布会,每年你们都要问军费。文章早早地写好了,中国军费如何如何,就等着今天这个数一出来,文章就出去了。”虽然被“揭短”,但由于傅莹气质温柔,语带调侃,现场记者还是一片笑声。发布会结束后,一名日本记者谈起了他对傅莹的印象:“既有女性的柔和,也有外交家的气度。”

但在事关原则时,新一代外交官的字典里没有“让步”一词。2005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驻日大使王毅紧急约见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他用了3个“是否”质问对方:“我们不禁要问,日方是否真正愿意反省过去的侵略历史,是否真正有诚意履行迄今做出的承诺,是否真心希望与邻国和睦相处。”在两人的合影中,王毅眉头紧锁、目光冷峻。日本民众看到媒体披露的合影说:“看来,中国人真的生气了。”

2008年4月,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在伦敦受阻,时任驻英大使傅莹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署名文章。文中引用了中国志愿者面对攻击发出的疑问:“这就是滋养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土地?”傅莹也提出了自己的质问:为什么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一些媒体的随意批评能被西方公众不假思索地接受?她毫不客气地说:“在西方,很多人抱怨中国对媒体不够开放。而在中国,我们则认为西方媒体应该学会如何努力获得尊重。”

外交官和新中国共同成长,每一代外交官的形象,便是中国留给世界的形象。中国在变,中国外交官的任务、气质和工作方式在变,但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周恩来总理在1951年为外事队伍建设定下的16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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