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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欠出身贫寒的祁同伟一个副省长

2017-10-24 16:27:32来源:《时代邮刊》2017年第6期作者: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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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人民的名义》,有人看到了反腐,有人看到了官场潜规则,还有人看到了官员出身。其中,祁同伟是少数几个毫无背景的农家子弟之一。祁同伟是一个典型的于连式人物,他用人格和尊严换来十年平步青云,并一心要登上副省长职位。祁同伟的种种恶行让人愤慨,但其最后举枪自杀,又让不少人有了同情。

 

 

 

出身卑微,成功考上汉东大学,当上学生会主席,结果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农村的司法所,而同学陈海、侯亮平则进了省检察院,后者后来还去了北京。对比之下,祁同伟的遭遇确实让人同情。

 

尽管当上缉毒英雄,祁同伟却升迁无望,他于是向曾被自己拒绝、大他10岁的老师梁璐求婚,因为梁父是省领导。就此,祁同伟借助婚姻成功升迁,进入省检察院,后官至公安厅长。电视剧中,梁璐直言自己之所以答应祁同伟的求婚,是因为报复。而祁同伟下跪求婚,则是出于上位的需要,两人的婚姻在一开始就是各怀心事,毫无爱情可言。

 

电视剧里透露,祁同伟当初之所以被分配到农村又久难升迁,应与梁父的刻意压制有关。若真是如此,祁同伟的这一遭遇倒是应该被同情。可同情其被权力伤害,并不意味着就必须理解他的政治婚姻

 

婚姻上的动机不纯,尚可说是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成功上位后的站队、阿谀逢迎、大搞官场潜规则谋求继续升迁的做派,就令人难以同情了。此时,背靠省委常委岳父的祁同伟,已不再是往日那个被伤害的贫寒子弟,而是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人民并不欠出身贫寒的祁同伟一个副省长的职位,再说,权力的欲望是无限的,做上副省长,是不是又要继续谋求正部级?就这点而言,所谓的同情实在是无从说起。

 

可供对比的是,同样作为农民子弟的李达康,则完全走的是另一条凤凰男的逆袭之路。既专注于GDP,也能够在前任领导公子的项目前守住底线,虽说因此晚一些晋升为省委常委,但就官员的职业境界来说,李达康和祁同伟比起来,高下立判。

 

或许不能否认,无论是祁同伟的政治婚姻,还是李达康对GDP的痴情,都不乏受到其出身的影响。但李达康如履薄冰,对于底线之上的规则不越雷池半步;祁同伟则四面逢迎,把潜规则用到了极致。在违规和突破底线上,祁同伟已然走得很远。

 

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中,也经常出现出身贫寒”“农民的儿子等自我定位,甚至还曾经引发了出身贫寒的官员是不是更易腐败等话题。类似的官员心理和由此引发的公共话题可以理解,因为在一个急速转型又面临阶层流动性障碍的社会,像祁同伟这样的凤凰男形象,很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但将官员的行为与其出身相联系,从人性角度似乎无错,却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出身差别对人性之恶的诱发,本可以也应该由制度的规制来降到最低。所以,在对权力尚缺乏根本约束的社会,所谓官员腐败的出身论,要么是身份社会的某种遗留,要么只能是制度缺失所造就的伪问题——正是因为制度未能有效遏制权力,才让人性恶的一面被放纵。

 

可以同情祁同伟的出身,也可以同情其在婚前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对于其后来不择手段的官场轨迹,一句同情显然都过于奢侈和轻佻。按照这一逻辑,那些现实中声称自己穷怕了的贪腐官员,是不是也应该被同情?那些迫于贫穷而犯罪的底层者呢?出身卑微的人不是不该有阶层跃升的冲动,但一个能让阶层合理流动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通过制度的整体进步来实现,靠泛滥的同情,不仅无济于事,反倒会遮蔽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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