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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故事

2018-12-05 10:40:16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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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直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其实,他们自己的故事,有澎湃的热血,有理想的光芒,有拼搏的汗水,有感动的泪水,有无悔的坚守,有收获的幸福……他们的故事,非常动人,非常精彩……


工匠精神就是对每个字负责


记得刚入这一行的时候,带教老师是一位不苟言笑的中年人,我总以为他过于刻板。比如有一次,我在稿子里把“安详”写成了“安祥”,他在大样上把“祥”字用红笔醒目地圈出来,然后狠狠批评了我一顿。他说:“你要记得你现在写的文字和以前写的文字有何不同。报纸印出来了,就不能改了,上面署了你的名字,就是你一辈子的错误。”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到当年带教老师对于文字的那种敬畏感。一张新闻纸分量很轻,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却很重。一名记者犯了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都足以将这个错误传递给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

后来我也带实习生,有一天,改实习生的稿子,发现她犯了和我当年一样的错误。让她改过来,她飞速地在键盘上敲出了“an xiang”,输入法跳出来“安祥”两个字,她说,老师,没错呀。

不知道有多少记者是靠输入法组词认字的,在输入法里,一旦犯了一次错误,将错别字形成了输入法里的联想词组,那可能真的一辈子都改不过来了。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断面。我们身处一个速朽的时代,在这样的浮躁里,仿佛我们已经无需为自己的文字负责,人人想着如何让自己的创作轰动一时,谁有耐心去精雕细琢、来回斟酌?反正说不定明天就会被统统扫进旧纸堆。

于是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丢失了最基础的基本功,比如字词如何准确,语句如何通顺,行文如何连贯,逻辑如何自圆其说。记者只管追逐热点,编辑只管琢磨怎样的标题才夺人眼球。没人会去管新闻的要素和体例,一篇文章只需从头走到底,当中插两张图就行。新媒体时代里,仿佛什么都比不过一个“快”字——在最短的时间里堆积尽量可观的文字,以获得尽量大的先发优势,赚取尽量多的阅读量,为了这一点,什么都可以让步。

再渐渐地,这些基本功会被彻底忘记,就像没有谁再去怀念飘着墨香的新闻纸上方方正正的铅字曾带有的仪式感,没有谁还会记得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对于文字应有的敬畏。

当这样的时代来临,对于整个新闻行业来说,是何其可悲。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不正应该是具备良好专业素养的新闻工作者站出来的时候吗?那么多信息时代形态丰富的资讯产品——资讯、观点、多媒体、互动等等,需要由专业人士来进行有机整合,输出高质量的、具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内容。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应该是茫茫资讯大海里唯一值得读者信任并跟随的引路者。

获得公信力和影响力,那就从重拾新闻基本功开始,令每个字词准确,令每个语句通顺,令每篇文章连贯,令所有逻辑能自圆其说。只有对我们写的每个字负责,决不让我们的错误变成影响成千上万人的错误,我们的文字,才会变得令人信任并愿意跟随,而这,恰恰也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必须负的责任。

重拾对文字的敬畏感,认认真真地对我们所写的每个字负责。这就是新闻行业的工匠精神。(子不语)


当记者是我最叛逆的决定


年假回母校看教授和同学,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研究历史和报道新闻有什么区别?毕竟,中断博士学业回国当记者,大概是我至今做过的最叛逆的一件事了。

当然有很多区别。工作一年多,我身上拖延症、社交恐惧症之类的博士痼疾早已痊愈,彻底脱了宅(却还没脱单),手机依赖症则病入膏肓。过去为沉迷书本不关心时事而感到自责,现在却被特朗普的推特刷屏而焦虑过头,不得不学起了瑜伽。以前写论文偶尔拼错一个单词可能不会被教授发现,如今万一打错一个字就要面对各地读者“扣鸡腿”的呼声。

也有很多事没变。选择这两条道路都是为了一点情怀。每天去办公室就像去图书馆,拿一个题目,搜罗一堆信息加以分析再表达,只是多了采访的环节。按时交稿就像按时交作业,而且都会拿到一个分数。研究能力依然重要,对史料的批判性阅读变成了对信源可靠度的辨析;讲故事的能力更是如此,用生动的典型事例吸引其他学者来读长篇大论,应该比说服网友放下搞笑视频和娱乐八卦来读一篇严肃报道要来得简单。

两年前我决定转行的原因之一是,发现真正有趣的历史并不是发生在过去,而是发生在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无论是美国大选中普通民众的空前分裂、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军事力量遭遇的质疑,还是章莹颖案折射出的国人对外国的矛盾心态、“最大海归潮”下新一代留学生的梦想和犹豫,似乎都标志着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某种根本的变化。身在其中的我们不像历史学家那样已经知道结局,但我们的一举一动、一字一句却是在为未来的历史学家提供原材料。作为一个刚踏上社会的90后,能在第一线参与这样的历史时刻是我的荣幸。(薛雍乐)


新闻令我紧张又兴奋


我很荣幸我是记者大家庭中的一员。从当初脆弱小白到如今的坚毅“大白”,记者的路并不好走。工作关系,会关注大大小小各个城市的环境保护和轨道建设运营,也深知环保人和地铁人的不易,经常会劝人多公交出行过年不要放炮不要焚烧垃圾地铁上别吃东西不要翘二郎腿……当然,遭到的白眼也很多,说我被“洗脑”,那我就回个更白的白眼咯。

难忘的事儿很多。采访留守儿童时孩子们哭我也哭,摄影记者无奈“哎,你快问赶快问”……后来一想,掉几滴眼泪有什么用,不如把他们的故事讲出去,让他们得到更多爱心人士的帮助。

看韩剧《匹诺曹》,女主角是一名记者,如果说谎话就会结巴,做一个冰道太滑摔伤行人的新闻,只顾提醒市民因此拍摄画面为零。于是懂得了,“袖手旁观就是记者的公益之心。你把问题做成新闻就是公益,新闻被政府的职员看到、让总统也看到,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得,那才是记者的公益之心。”

这些年经历过无数次采访,也有很多同行跳槽、创业,看起来风生水起。有人劝我,你要为自己考虑下后路。但我觉得,虽然如今也谈不上青春甚至连青春的尾巴都谈不上,所以不存在为了“奋斗的青春”,但相比写字楼高跟鞋的朝九晚五职场生涯,我更喜欢在新闻现场发现那些未知,可以爬上供热公司四十米烟囱监测污染物浓度,也可以深入地下十七米看工人弯腰用洋镐暗挖地铁隧道……跟不同的人打交道,通过一件事一句话发现新闻点,通过一条又一条零碎的信息最终发现背后的故事,这让人感到紧张又兴奋。

那些熬出黑眼圈的夜,淋湿后背的雨和满脸大汗的烈日,都很难忘。当完成一篇篇报道任务时,为广大读者献出精彩稿件时,其实不知不觉已经十里春风,不知不觉已经收获快乐。(高乐)


做最接地气的新闻


我是记者,中国新闻奖和韬奋奖我都得过。我的工作在基层,每年下基层采访250天左右。在武陟县做通讯员时,骑着摩托车跑遍了本县所有的村庄,为了不耽误拍照片,我辞去领导职务。在河南日报任职时,我跑遍大半个河南

“不组织,不摆拍,不干预被拍摄对象。”这是我最基本的原则。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作品《棉农疼爱专家》,便是因为突然停电,在意料之外拍到的照片。我不提倡主题先行,要在实际中去发现,能打动我的心的我就拍,拍出人性。我在准备做一个关于精准扶贫的摄影作品展,一年中我跑了100多个贫困村,有些村干部见到我就要汇报工作、拉着看展板,我说:“我只看实际的东西,我要去你们这最贫困的地方。”新闻记者要有个性、有思想,正是由于一些贫困地区将要消失,我们才要记录下这一段历史。

融媒体时代,总有一些记者固步自封,带着对纸媒的留恋,不愿与新媒体融合。我虽然60多岁了,但照样玩新媒体。当初河南日报要求所有记者都要开通微博,后来,我就为河南日报的“豫见”写推文,自己拍照片,写文字,做成长图,写了两年多,没有一天间断。许多人认为新媒体冲击了传统媒体,也冲击了摄影记者,我不那么看。以前我每年往报纸上发400多张照片别人都觉得很了不起,进入融媒体之后,现在我拍的照片相当于以前20年的拍摄量,还搞了3个摄影展。

因为常年走基层,我总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新闻,树立了许多典型。我不吃别人嚼过的馒头,别人报道过的我不会去跟风,我所报道的都是我自己发现的,全是独家首发。

融媒体时代,作为一个老记者,希望年轻的记者们能做到三点:不管在哪一个媒体单位,都要做一个全媒体记者;要做一个全能记者,能拍能写能制作;新闻采访就是调查研究,要把采访作为了解社会、认知社会的机会,不怕吃苦、深入基层,做出最接地气的新闻。(王天定)


有机会记录这个时代是幸运的


要说做记者有什么难忘的瞬间,我想了很久,发现对我来说,这样的瞬间并不是一个。自从做了文化记者,有很多个时刻会被各路吃瓜小伙伴追问同一个类型的问题。

“我在微博上看到某某明星最近出轨了,是真的吗?”“我好喜欢鹿晗,能帮我要个签名吗?”“你上次不是采访了那谁吗,本人好看吗?”

每每此时我都无奈回答:“我们不是做这个的啊!”一般伴随着一声失望的“哦”之后就是会是另一个问题:“那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是啊,我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拍过最高龄的交响乐团,一群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爷爷奶奶演奏属于他们的乐章。我拍过百年蟹馆王宝和的大闸蟹,一边咽口水,一边努力地将焦点对上肥美的蟹黄。我也见过刘伟强和吴京导演,听他们说着自己如何想方设法要讲一个好故事的艰辛。我还去拍了上海书展闭幕,一位阿姨一手拎满了书走过我的镜头一边挥手说你们辛苦了,明年再见。我去了一个自闭症儿童学校,我看着一个妈妈含着泪试图教她的儿子听懂自己的指令。我也亲眼见证了电影胶片的消失,电影曾经的灵魂载体,一卷卷胶片就被随意放进了满是灰尘的角落,然后关上灯。

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时代,总让我感觉时间正在非线性的加速,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也消失得很快,很多事还来不及去思考就迅速被冲刷过去,很多人与事情很容易就被忘记,所以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记者这个行业,有机会去了解和记录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故事。

我去了95岁高龄的饶平如老先生家,他的书《平如美棠》是一个让人动容的爱情故事,老先生十分健谈,思维敏捷并且记忆力惊人,翻出他和美棠的书时,每一幅画他都能说出里面的动人情节,他说很多事情我怕忘了,我就把它画出来,这样就不会忘了。所以我想不论是90后80后70后,还是很快就会加入我们的00后,不论是写新闻稿还是做新闻视频,不论未来还有会有什么新的媒体媒介形式,能有机会去记录下这个时代里一些重要的瞬间,就是幸运的。

虽然说是90后,但也快要奔三了,《银魂》里说得好,人生就是不断的奔跑。既然时间不会停,那就还是希望我可以继续努力,不辜负这样一个有意思的职业吧!(薛松)


在感动中靠近职业理想


记者是需要理想支撑的职业。奔忙到一身疲惫时,我也常问自己:“职业激情还能燃烧多久?”扎根脚下的土地,感知基层群众的冷暖,见证时代的风云变幻。记起当记者的初心,我又拥有了无穷的干劲。

过去几年,自然灾害在四川突如其来地多次发生。我一度被称为“新生代灾难记者”。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第三天,尚处实习期还未转正的我随同两名资深记者前往青川灾区。2009年清明,我到北川采访没旅馆住,投宿到一位卖地震影像资料的商贩的临时住处,挤在一张床上。2010年元旦,我也在北川板房区借宿,边烤火边采访。我并不觉得采访有多艰苦,因为我的采访对象就是这样生活的。不住进板房,就不知道白天有多热,晚上有多不隔音,下雨天有多潮湿,做饭有多麻烦。我感知得越深刻,写出来的东西越鲜活,越有说服力。震后采写的《寻找志愿者老侯》《送汶川孩子回家》《清明,坚强北川祭》等作品,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2013年芦山地震发生后,我是第一批赶往灾区的记者。当时宝兴县城还是信息孤岛,我和另一位记者决定进去看个究竟。避险的人都往外走,只有我俩跟着救援力量徒步前行。到了观岩山,一条五十米长的垮塌区泥沙俱下,飞石滚滚。我们焦急地等了半个小时,决定赌一把,冲过去。冲到半截,一块巨石从头顶呼啸而过,幸好只砸到路旁的护栏。《冲过去,就是宝兴》这篇体验式报道,使我获得2013年度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雅安的古路村是彝族村,处在大渡河的绝壁之上,没有路,进出村依靠攀附在悬崖上的绳索、藤蔓等,是当地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十多年前,老支书骆国龙大胆决定,在悬崖峭壁上修路,硬是带着小伙们凿出了一条1.5米宽的骡马道。2014年9月,我到古路村采访,在这条天梯上汗流浃背走了8小时。后来,赶上汉源县实施“交通大会战”,这条天梯又安装了护栏。护栏完工,村民邀请我去看变化。村民们看到游客进来,泪流不止,说:“旅游发展起来了,多少人家从没接待过外来人啊!”

当天晚上,我住在村民家,一群人围着火塘畅想未来,搞旅游,卖核桃,哪怕开电动三轮车的设想,都让他们笑个不停。这些笑声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解了我的疲惫,也让我看到了彝胞不等不靠的勤奋以及一代接着一代干的坚韧精神。正是在一次次感动中,我义无反顾地靠近了我的理想:成为社会进步过程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推动者。(张守帅)

6年了,新闻理想的火焰仍在燃烧


作为一个科班出身、工作了6年的新闻人,虽然不再轻易为豪言壮语动容,但新闻理想的火焰仍在,对这个职业仍心怀希望。还记得当年第一次正式以记者的身份进行采访的经历。那时候操作一篇科技新闻,需要到医院去找一位教授。带着那么一丝骄傲而紧张的感觉,面对着采访对象,我声音都止不住有些抖:“您好,我是某某报的记者。”“您好,听说你们报好像就喜欢写黑料搞揭发啊。”恐怕尴尬的表情当时没有藏匿好。一份在新闻学子心目中为社会之先锋的报纸,在一些人眼里只是刻意的噱头。虽然之后遇到的采访对象都还是有礼配合,但我已经意识到,记者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优越的存在。

后来远赴英国深造,离不开新闻的我,还是找了一家媒体实习,跑了许多华人华侨的活动。再后来,毕业回国,走上了找工作的荆棘路。有想过转行,但反复浏览求职网站,眼里还是惯性地只有记者的位置。

“奕菲,我们杂志要重振深度报道,给你一个选择。”之前实习报社的记者前辈找到了我,“我就想找一批仍有新闻情怀的年轻人,希望深度报道在新媒体重新流行起来。”前辈坚韧而温和的声音一直在我心里萦绕。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怀抱理想的记者啊,星星之火尚在,燎原之势未灭。

我几乎没有过多的考虑就加入了。一群骨子里热血尚存的年轻人,在为深度报道的改革创新努力。分析用户、重组栏目、研究选题、多方式呈现……新鲜的想法,不变的情怀,我感受到的,是志同道合的愉悦和希望。

时常会忙碌于采访和写稿之中。虽然领导说,“不要把工作凌驾于生活之上”,但我发现,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拼搏。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辛劳,那是“咸鱼”的生活,如果汗水尚能换来自己在这偌大世界的一点位置,那我就是个步步前进的梦想家。(彭奕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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