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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那个月亮

2018-12-04 16:19:48来源:2018-10作者:罗满元 罗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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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人语

很久以来,国人都知道有这样一句俗话:“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且都知道这句话是用来讽刺那些崇洋媚外的事和人的。但或许最熟悉的东西也最陌生,可能不少人真的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其实中国许多俗话的来由并没有那么有据可查有证可考,往往是人们借托一个典故甚或更多地是杜撰一个坊间故事拿来说事。“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句俗话也是如此。有根有据的说法是,几度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并对美国无比尊崇的大学问家胡适曾说过一句话,叫“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后来人们以此扩而广之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来自民间传说,说有一个在西方国家留学的女婿从外国回来以后,觉得外国的什么东西都比自己家乡的好,一天晚上他看见了月亮,也说“外国的月亮比这里的圆多了”,没想到他的老岳父听了以后,气不打一处来,愤怒地打了他一个大嘴巴,说:“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外国的月亮哪能比这里的圆?!” 

从上述的两个说法可以看出,所谓“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中的“外国”其实并非指中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而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我们平常所说的“西方”。我们在本期“独家策划”里,涉及到的“外国”,适用的就是这个范畴。

回到前述的那两个故事。诚然,在大多数国人心里,老岳父的那一巴掌打得真是解气;但并不是每个“岳父”都会那样脾气火爆地打“女婿”的,因为也有不少的“岳父”跟“女婿”的看法很类似,在他们眼里,“外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圆”。

“外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圆”吗?“中国的月亮”是不是也很圆很美?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外国的月亮”和“中国的月亮”?本期“独家策划”,让我们一起来“看月亮”。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个说法在今天显然已经得不到多少共鸣了,不仅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认同,而且大多数外国人也不再这样看。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个说法在今天虽然得不到多少人共鸣了,但总有一些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仍然觉得这话说得没错,而且还会例举出许多事实来印证。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个说法看起来还有些争议。那么,“外国的月亮”和“中国的月亮”,到底哪个更圆哪个更亮哪个更美呢?有道是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不妨比较着来看看。

外国的月亮,外国的月光


虽然“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不符合历史事实,但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丑”,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即便是今天,也是如此。

“外国的月亮”已经光耀500年。从15世纪开始到现在,已经500年了。虽然说起来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到发展到繁荣,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进程都不光彩,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从传统工业到现代工业,从贩卖黑奴到榨取工人,从暴力圈地到殖民掠夺,从自由竞争到市场垄断,确确实实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相较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因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的形成和完善。500年来,西方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更是远远地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世界经济基本等同于西方经济,美国一国的GDP就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以上;1995年的数字,西方各国的GDP总和占到全世界的一半以上,美国占到全世界的五分之一以上,到今天仍然如此。要知道,西方各国的总人口只是

全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比中国一国的人口还少;而美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西方经济社会的发达程度,人民生活的富足程度,由此可想而知。5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月光”洒向人间,美丽而迷人,西方由此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领导着世界,引领着世界。由此,全世界很多国家、很多人都在赞颂西方、崇拜西方、跟随西方、向往西方,“言必称希腊”。西方也在这种被别人的仰慕中形成了高傲、高贵、傲慢的气质和性格,以为他们的制度他们的社会是最完美无瑕的,他们理应是这个世界的“领导者”“布道者”。特别是美国,更是把自己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霸主”和“例外”,全世界包括西方内部都应该“唯美国马首是瞻”。

“外国的月亮”曾经让中国暗无天日。当“外国的月亮”冉冉升起以至如日中天时,中国却还沉睡在“天朝上国”迷梦中。封建中国的统治者,一心死守旧制旧例,脱离现实,与世隔绝,不思进取,根本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看不到别人的长处,也不能适时地向外部特别是西方学习先进的知识技术,从而使中国在世界上渐渐落伍了。更为严重的是到了明清时期,统治者索性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妄想以此来加固自身的统治。结果,当西方国家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生产力迅速发展时,中国却在“闭关锁国”中错过了工业革命,导致积贫积弱,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以至到最后,当中国军民被迫抵抗西方列强入侵时,竟然出现了以大刀、长矛、弓箭、鸟枪对阵“洋枪洋炮”“坚船利炮”的可笑场面。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开始瓜分中国;1894年,甲午战争打响,中国输得只剩下了一条遮羞的裤衩;1900年,八国联军的铁蹄齐刷刷地踏进了紫禁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吓得仓皇出逃……一部近代史,真是耻辱连着耻辱,灾难连着灾难。面对如此强大的西方列强,向来“妄自尊大”的中国人傻眼了,一些“闭眼看中国”的人,毕恭毕敬地接受着洋人的训斥与施舍,继续吃他的“鸦片膏”;而一些“睁眼看世界”的人,又囫囵吞枣地崇拜和效仿起西方来,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洋奴”,结果一次又一次被坚硬的中国现实碰得头破血流。于是,“外国的月亮”照在中国大地上,中国便成了一个任由西方宰割、四分五裂、经济凋零、民不聊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外国的月亮”正在缓缓下落。“外国的月亮”照了世界500年,西方当了500年的“世界领导”,那感觉是很爽的。但历史前进了,时代变了,随着落后国家的不断独立、发展和壮大,西方资本主义在很多地方已经不灵了,不仅“颜色革命”改变不了有关国家的“颜色”,而且军事侵略也不能在有关国家“打”出他们想要的“复制品”来。同时,西方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也遇到了很多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是个人主义,经济上是唯利是图,政治上是各种政治集团的斗争与妥协。经济尚好时,这种斗争与妥协还顾及体面,一起唱唱“普世”高调,甚至一起当当“世界警察”;经济不好时,往往就顾不得脸面了,个个凶相毕露,甚至相互交恶乃至交战。外部内部的原因加起来,如今“外国的月亮”不再那么亮那么美那么迷人了,“霸权”快保不住了,“领导者”快当不长了,“救

世主”快做不成了,这让西方很焦急也很害怕,所以他们要么一定程度地回到了“野蛮资本主义”的旧路上,四处“大打出手”,为了自己想要的利益,文的武的明的暗的全都用上了;要么“识时务”地适当“往后撤”,为新兴国家“让”出一些空间,看看这个世界有些什么新的变化,然后再瞅准时机巧取豪夺。诚然,现在西方的很多精英都承认资本主义的弊病其实也很多,也需要改革,但因为西方整体上对自己的迷恋没有改变,他们不想也不愿遵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也不敢更不想承认自己的腐朽没落,他们想的是如何“终结”别人,从来没有想到怎样“终结”自己,因而不知道路在何方。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西方资本主义经过500年的演变,现在已经到了晚年,不仅弊端丛生,而且垂垂老矣,只是尚未到寿终正寝的时候。

中国的月亮,中国的月光


说了“外国的月亮”,现在来说说“中国的月亮”。

古代中国的“月亮”一直很圆很美。从三皇五帝开天辟地到今天,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国。鸦片战争之前的古代中国,“中国的月亮”一直是世界上最圆最亮最美的。在全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明一直薪火相传没有中断地延续到了今天;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形成了稳定的持久统一的古国,而且一直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基本有效地统治和管理着国家;古代中国的经济社会一直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最繁荣昌盛的,据有关学者的计算,从唐朝到清朝,中国的GDP长期占到全世界GDP总量的50%左右,北宋时期甚至占到70%以上,很多朝代还出现了很多“盛世”,那种“天下一统、天下富足、天下太平”的盛景,在中国历史上闪闪发光,也在世界历史上熠熠生辉;古代中国的文化一直灿烂辉煌,大诗人大作家大文人灿若星辰,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成果数不胜数,民间文化多姿多彩;古代中国的军事力量更是强大无比,不仅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有效地保护了国家安全,而且在抵御外敌、征服外敌的战争中,总是捷报频传、威震八方……古代中国的强盛和强大,让世界上许多国家心生羡慕,他们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中心”,不断派出使节到中国,更不断有外国人自发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近者亲,远者来”,好一派“天下来贺”的热闹景象;古代中国也与世界紧密联系,派出使节到各国去“传经送宝”,许多商人也陆路水路并进,在世界各国各地,传播中国文化,播撒中国文明。古代中国的“月亮”就这样照着全世界,成了全世界的图腾。

近现代中国的“月亮”依然没有坠落。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月亮”黯然失色,中国受尽西方的欺凌,挨打挨骂挨饿,在黑暗中痛苦了一百年、痛恨了一百年、痛哭了一百年,也挣扎了一百年、反抗了一百年、追求了一百年。百年耻辱,百年血泪,百年奋起,为了使那颗“中国的月亮”不彻底坠落,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漂洋过海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甘洒热血去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不知有多少平民百姓用坚韧不拔去挺起中国人的脊梁。为了“中国的月亮”不被侵略者打下,林则徐、邓世昌们用大火用鲜血对西方强敌喊出了“中国不”;为了“中国的月亮”不再戴着镣铐升起,孙中山、黄兴们以“舍得一身剐”的勇气,把皇帝从龙椅上拉了下来,砸碎了封建帝制的枷锁;为了“中国的月亮”重新发光发亮,毛泽东、周恩来们更是从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到了金钥匙,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跨越式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中国的月亮”更亮更美,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侨居西方主要是美国的5000多名科学家心向祖国,不再留恋“外国的月亮”,“赶快回国”成了他们最热切的心愿和最勇敢的抉择,最后有2000多名留洋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在祖国最艰难也最需要的时候向着“中国的月亮”毅然“归来”,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大地上,重新描绘和建设美丽的家园,在中国的天空上,重新装扮“中国的月亮”。

当代中国的“月亮”正在重现辉煌。经过70年来的艰苦奋斗,特别是经过40年来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已经走过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程,现在正走在强起来伟大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越走越宽广,我们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的月亮”更加灿烂辉煌更加美丽迷人了。如果作一个比较,西方用500年走出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只用了70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美国的GDP一直世界第一,但不可忽视的是,美国GDP在世界GDP总量的占比在这40年间始终维持在25%左右,中国的GDP在世界GDP总量的占比在这40年间却从5%左右快速上升到15%左右,从排不上世界前十到世界第二,直追美国。中国如今不仅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而且基础产能、基础设施、人民生活、社会事业、生态文明、文化旅游等各项建设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社会面貌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中国绿卡”都成了外国人争抢争要的香馍馍,像杨振宁、蒲慕明这样的世界最知名的华人科学家也放弃美国国籍“回家”了……面对这样的中国,西方不仅有些惊诧,还有些疑惑: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一个基础那样薄弱的穷国,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了这样,而且还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是为什么?其实,有许多西方学者已经为他们找出了正确答案。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费尔迪南多·费罗奇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很强大,很坚定,同时获得了人民广泛的支持。事实上,确立这样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国在稳定的环境

下获得当前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法国国际问题专家、知名汉学家高大伟,用22年时间“管窥”中国的发展,然后得出结论:“中国复兴是我们当今世界最重大的趋势。中国一直走在复兴路上,而且这一过程不可阻挡。”美国政治学者、专栏作家阿尼尔·西格德尔更是提醒和奉劝西方:“是时候重视中国经验了!”


从“克利夫兰总统号”上风雨“归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建设,急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中国政府全力动员在外留学的科学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当时,侨居国外的科学家大约有5000人,且大多在美国。这些科学家听到新中国的召唤,顿时心潮澎湃,归心似箭。他们不再留恋“外国的月亮”,冲破各种阻力,毅然奔向祖国的怀抱,拥抱“中国的月亮”。到1956年底,有近2000名科学家回到了祖国。正是因为这批科学家的“归来”,才使新中国的科技天空群星璀灿,才使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有了雄厚的科技人才基础。在这一时期,曾经有一艘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船,航行在中美两国之间;也曾经有这样一批青年人,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乘坐这艘船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今天,我们在这里盘点出了6位留美科学家从“克利夫兰总统号”上坎坷归国的故事。这6位科学家,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毅然归国科学家群体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故事,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毅然归国科学家群体如何“归来”的缩影。如今,这批杰出的科学家大多已经离世,但共和国的史册上永远铭记着他们。我们借此再一次向他们致敬!


梁思礼:在归国的船上制作新中国国旗


梁思礼(1924年8月24日—2016年4月14日),广东新会人。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

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一次普通的航行——从美国的旧金山出发,途经檀香山、日本的横滨、菲律宾的马尼拉、中国的香港,终点是中国上海,这是当时乘船从美国到中国普通的停靠地点。而这一次,它的终点却改成了香港,因为中国大陆政局正在发生变化。船上的500多名旅客中,有20多位中国留学人员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正沉浸在回国的喜悦之中。

在20多位留学生中,有一位25岁的年轻人,他叫梁思礼,是清末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梁思礼发愤图强,成绩优异。他一心想效法父亲科学救国,振兴中华。那时,梁思礼还参加了留美知识分子的爱国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此时,他正带着刚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的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准备返回阔别了8年的祖国。因此次旅途时间较长,梁思礼便与朋友们或者打桥牌,或者往海里抛食物,引得很多鱼跳出水面,以此来消磨时间。

在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之前,喜欢无线电的梁思礼还特意购买了一台高灵敏度的收音机带到船上。因为大家都预感到今年的10月1日会有一个重大事件发生。

1949年9月30日,“克利夫兰总统号”正航行在接近亚洲的太平洋海域时,梁思礼在甲板上摆弄着这台收音机,试着接收来自亚洲地区的节目。这时候,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声音,播音员正介绍着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上,4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五角星用黄色,在红底上映射出一片光明……”大家马上意识到,不久之后,他们踏上的将是一个新生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听到消息的人们非常兴奋,他们马上在船上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庆祝会,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此时,他们还想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庆祝方式:做一面新中国的国旗。没有红布,他们就从船舱里找来一块白布和一瓶红墨水,用红墨水把白布染成红色,接着在黄纸上剪了一大四小共5个五角星,然后将它粘贴到红布上。他们就是用这种简单而独特的方式,来表示对伟大祖国的庆贺与祝愿。

梁思礼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批回国效力的留美科学家之一。


侯祥麟:留美科学家中的“地下党员”

侯祥麟(1912年4月4日—2008年12月8日),广东汕头人,中国化学工程学家,燃料化工专家,中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和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1938年4月,侯祥麟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侯祥麟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按照党的指示,在西南从事煤和植物油炼制液体燃料的工作。1944年12月,侯祥麟受党组织委派,自费留学美国。留学美国期间,积极参加、组织爱国留学生的社团活动。1945年至1948年,侯祥麟就读于美国卡乃基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并获博士学位。

1948年冬天,侯祥麟从波士顿来到芝加哥,他接到一个新命令:在一些学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中间成立组织,进行团结教育工作,目的是为今后动员他们回国做准备。

1949年春,已经博士毕业的侯祥麟受聘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职化工系燃料研究室副研究员,同年,在他和几名共产党员的推动下,在波士顿发起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侯祥麟被选为常务干事。为了隐瞒“地下党员”的身份,侯祥麟利用各种公开的有利条件和机会,以各种自然而适当的形式和方式,与爱国进步留美科学家广泛接触亲切交流扩大影响。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6月,侯祥麟在“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终于回到了阔别6年的祖国。而同期回国的人员中,“留美科协”的科学家和学者就有300多名。

事隔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侯祥麟原来是中国留美科学家中的“地下党员”。侯祥麟说:“祖国的需要让我出国留学,但我出去的目的是为了回国。”侯祥麟回国后的贡献,可以用两个比喻来概括:如果说20世纪是华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处“险滩”,他就是挺立在这段激流中勇敢的弄潮儿;如果说石油是共和国生生不息躯体里的“黑色血液”,他就是源源不断为之输送“新鲜血液”的“造血人”。


朱光亚:“赶快回国”的牵头人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2011年2月26日),湖北武汉人,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吉林大学物理系创始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中国科技众帅之帅”。

1945年,蒋介石国民政府提出做原子弹的构想,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朱光亚以吴大猷助手的名义一同赴美,并在密执安大学获博士学位。

1949年10月,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旅美留学生们为之欢欣鼓舞,举行了各种集会庆祝。这时候,是回去参加祖国建设,还是继续滞留在美国,成了中国留学生们议论的一个话题。1949年底,一封《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中国留学生中传阅,轰动一时。而牵头起草的是年仅23岁的青年人朱光亚。

原来,新中国成立后,朱光亚与曹锡华等人,在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城,多次以留美科协的名义组织召开中国留学生座谈会,介绍国内情况,讨论科学工作者在建设新中国中应起的作用,动员大家“放弃个人利益,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他们还用《打倒列强》歌曲的曲调自编了《赶快回国歌》等爱国歌曲,每次聚会都要指挥大家齐唱:“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组织起来回国去,快回去,快回去……”而朱光亚自己则早就决定要回国,并且已经做好了回国前的各项准备

同时,作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朱光亚在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后,也把这封信寄送给美国各地区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呼吁在美同学学成归国,建设新中国。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2名已经决定回国的留学人员在这封信上签了名,表达了回国的决心。这些人分布在美国各地。这也可以看出,朱光亚当时在留学生中具有较大影响。1950年2月 27日,朱光亚又将这封公开信寄往纽约的留美学生通讯社,《留美学生通讯》将其刊登在3月18日出版的第三卷第8期上,在当时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50年2月底,把《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寄往留学生通讯社后,朱光亚断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高薪聘请,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华罗庚:召唤留美人员“归去来兮”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江苏常州人,祖籍江苏丹阳。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

1950年3月,“克利夫兰总统号”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航行,几十名中国留学生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第二批回国的留学人员。

这时,从美国的媒体传出消息说,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在前往红色中国。美国媒体所报道的这位重要人物就是数学家华罗庚。新中国成立之际,华罗庚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回国的决定。美国的有关媒体多年后曾这样评论:“华罗庚若留在美国,本可对数学界做出更多贡献,但他回国对中国的数学十分重要。很难想象,如果他不回国,中国的数学将会怎么样。”

1950年3月下旬,华罗庚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

华罗庚在香港逗留期间写了一封《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并很快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

华罗庚回国后,成了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等,华罗庚还被美国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列为当

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谢家麟:被半路“拦回”美国四年后再回国


谢家麟(1920年8月8日—2016年2月20日),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及技术专家,被誉为“中国粒子加速器之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新中国成立后,掀起了留美科学家归国潮,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于是美国采取了多种措施限制。1950年至1954年,先后有100多名准备回国的留美科学家和留美学生遭到美国有关当局的扣留,受到禁止出境约束的人数有几千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美两个大国成为面对面的对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对待中国留学生去留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美国移民局希望赶走这些学生,而美国国务院则想把他们扣留,以免资助敌国。

1951年9月,美国政府即将颁布限制中国留学生出境的命令。而此时,“克利夫兰总统号”已经远离美国,船上有9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10月9日,美国移民局根据191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限制出入境法案颁布了禁止中国留学生出境的命令,明确规定理、工、农、医科的留学生禁止回到红色中国。“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的9位中国留学生并不知道美国政策的改变,其中31岁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博士毕业生谢家麟还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之中,正想着再过十几天就能回到北京见到妻子和已经4岁的儿子了。

“克利夫兰总统号”路经檀香山时,在那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大家都下船四处观光游玩去了。下午5点,谢家麟和其他8位中国留学生重新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准备继续航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正在船上等着他们。谢家麟这才收到美国移民局颁发的禁止中国留学生出境的命令,其行李箱被当场检查。随后,谢家麟等人被送回了美国,理由是交战国掌握与军事资料有关的技术人员不得离开美国。

于是,谢家麟重新回到了斯坦福大学微波与高能物理实验室,担任助教。半年后,他受学校委派,来到了芝加哥一家医学中心,他领导的团队开展了一项世界首创的科研项目,用3年时间研制出了一台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电子束来治疗癌症。这台独特的治疗癌症装置的诞生,在美国高能物理界产生了轰动,成了全美的重大新闻。也就在这时,谢家麟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来信,要他在做美国永久居民还是限时离境回到中国上作选择。谢家麟再次选择了回国。

1955年,谢家麟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回乡之旅。这一次,他登上的不再是“克利夫兰总统号”,而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威尔逊号”。


钱学森:一波三折的归国路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上海人,祖籍浙江临安。1934年,23岁的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于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28岁时,钱学森就凭借与导师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学森公式”,成为了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并成为了美国顶级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1953年,钱学森提出物理力学概念,声名更加显赫。

钱学森回国,堪称一波三折。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钱学森与夫人蒋英商量,回国报效祖国。但由于受到莫名的迫害,钱学森在回国时被扣留下来,还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和FBI的监视中。1954年,钱学森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好友陈叔通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决定给他写信求助。这封写在烟盒纸上的信几经辗转最终到了陈叔通手上。经过周恩来等人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包括了不惜释放10多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举家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这是“克利夫兰总统号”第60次中美之间的航行。1955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6周年的国庆日。六六大顺,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自己的故乡。

归国后的钱学森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并主持完成了一系列“两弹一星”工程的研制。在钱学森的带领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钱学森是当之无愧的“两弹一星”元勋。他的回国,让中国“两弹一星”研究进程至少提前了20年。

美国火箭专家克拉克曾说:“中共的归国学人当中,无人重要性能出钱学森其右。”美国海军次长丹金布尔曾说:“无论在哪里,钱学森都值五个师。”毛泽东曾说:“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五个师,对我们说来,钱学森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月亮”

比利时电视台摄像师Daniel:中国哪儿的食物都巨好吃。我爱北京,我爱上海,我爱广东……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


美国某国际教育机构负责人Kelsey:工作的缘故,我接触了一些中国青年。他们对学术目标充满追求,非常热切地希望自己的专业分数和学术背景看起来更完美。但在我看来,他们还应该学会放松。


印度软件工程师Mahi:在中国旅游时,不管到哪,都会有很多人用手机拍我。他们很害羞,但如果我冲他们微笑和挥手,他们也会回我一个微笑,并过来跟我合照。


日本电话推销员Misaki:中国人很有钱。他们总是来日本疯狂购物。比如买电饭锅,买马桶盖,还有日本产的药。他们总是一团一团地来。总的来说,中国很强大。


委内瑞拉大学讲师Eskeiver:我最近和中国人在线上共同完成了一个研究项目。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中国人做事的共性:纪律性强、组织性强,以及非常守时。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价值观,我觉得我们需要把中国人这种高效的做事方式推广给全世界。


澳大利亚扮演圣诞老人的特型演员Warwick:我特别欣赏我的中国朋友。他们工作很拼。在家庭方面,他们对待父母尤其关爱和尊重。当父母年龄大了、身体不好时,他们会悉心照料。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


摩洛哥国家篮球队队员Madhi:中国商品永远叫我惊讶,它们既便宜质量又好,还有各种花样。


墨西哥工程师Sergio:中国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国家,有着最多的人口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有时候我也会自问:我会不会也是“made in China”的?


克罗地亚音乐家Davor:我只知道,我衣柜里的每一件衣服,全都是中国制造的!


瓦努阿图司机Arnold: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中国给了瓦努阿图很多各个层面的帮助。中国在瓦努阿图有很多的教育援建项目,还帮我们修路,我觉得中国就是我们的母亲国。


韩国演员Yumin:中国正声势浩大地前行着,在韩国,年轻人喜欢用一个短语来形容中国:“充满奇迹的陆地”。



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月亮


从科学上来说,地球只有一个,月亮也只有一个,月亮圆不圆、哪里比哪里圆,其实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就没有所谓的“外国的月亮”与“中国的月亮”之分;但由于处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加上不同的主观感受,不同的人“看月亮”就会看出不同的“月亮”不同的“月光”。很显然,我们今天不是在“科普”。我们在文中所说的“外国的月亮”“外国的月光”和“中国的月亮”“中国的月光”,其实只是个意象,严谨点说,指的是西方和中国的制度、道路、价值体系及其生活方式,简单通俗点说,就是“西方那一套”和“中国这一套”。

今天,我们把“外国的月亮”和“中国的月亮”放在一起比较,或许有人以为我们是为了比较出两者的优劣高低来。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想告诉读者朋友的是:通过两者比较,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月亮”都是最美的,又都不是最美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同一个地球上,欣赏每一个“月亮”,共享同一个“月亮”!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最爱的“月亮”,最爱才能最美。“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说,西方各国和西方人民爱资本主义,觉得资本主义好,觉得资本主义适合自己的国情适合自己的“脚”,而且穿着资本主义这双“鞋”已经走了500年,一路都感到很舒服,一路都觉得自己的“月亮”很圆很美,现在依然感觉如此,那好吧,那他们就继续穿着这双“鞋”走他们的资本主义的路好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从5000年灿烂历史和百年屈辱中走过来后,最终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和中国人最合脚最喜爱的“鞋”,也是中国和中国人最爱的“月亮”。穿着这双“鞋”,中国和中国人民走出了贫穷落后,走上了繁荣富强,走进了“新时代”;也只有继续穿着这双“鞋”,中国和中国人民才能走入全面小康,才能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看到最美的“中国月亮”。

其实,每个国家都要尊重别国的“月亮”,互相尊重才能各美其美。“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主观的原因,世界各国不仅选择的道路不同、发展的方式不一样,而且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也是不一样、不平衡的,但有一点很重要,也应该成为各国的共识:只要本国人民愿意和满意,我们都要尊重他们的选择,让他们安享自己的“月亮”,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即便是贫穷、落后、极不发达的国家,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更不能以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为幌子粗暴乃至武装干涉他们的内政。而当今世界,有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集团,却常常不是这样,而是动不动就威胁、制裁乃至军事打击。中国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精神和境界,自古就提出了“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等等的理念;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当代中国更是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思想,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赞扬。这是中国为如何处理好国际关系提供的“中国智慧”,也是中国为各国相互友好交往奉献的一个“中国月亮”。

其实,整个世界都应共享一个“月亮”,共建共享才能美美与共。“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只有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让更多人分享发展成果,世界和平稳定才有坚实基础和有效保障,世界各国发展才可以持续。”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月亮”,但人类确确实实只有一个地球,也只有一个月亮,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世界各国如何共享这个“月亮”,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提出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为全世界贡献的这个“月亮”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让“地球村”越来越小,社会信息化让世界越来越平。不同国家和地区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之间,过时的零和思维必须摒弃,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着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别国面临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面对日益复杂化、综合化的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一句话,世界各国已经命运与共,大家要共商、共建、共享。

“外国的月亮”也好,“中国的月亮”也好,同一个“月亮”也好,只要全人类都在过着或者梦想过上和平、安康、幸福的生活,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那个“月亮”就圆就美就好!改造一下北京奥运那句美好祝愿,就是: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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