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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大师

2018-01-24 17:49:34来源:时代邮刊2017年第8期作者:郭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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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指“学业或技艺上造诣极高的人,一般是享有盛誉的学者、专家、艺术家等”。每当谈到大师这个话题,似乎身边人都会一脸遗憾地摇摇头,深沉地说,“今天这个时代,是没有大师的。”“真怀念民国啊,那是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几年前,作家岳南在其作品《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的封底,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民国时代,大师辈出。之后,再无大师。”著名画家陈丹青也在某次徐悲鸿的研讨会上发表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师”的观点。

今天的时代真的没有大师了吗?不一定。只是当我们经历了“精英社会”向“草根社会”的转变,民智未开到教育普及的进步,我们对大师的态度,也从过去的仰视膜拜变为平视共处,现在,我们更愿意用“专家”“杰出人才”“英才”甚至不那么正式的“大咖”“大拿”等去称呼大师们。

当我们的社会分工从“大而全”变为“专而精”,“百科全书式”的人才势必越来越少,因为我们更需要细分领域的专业人才。所以今天的大师,肩负着的不再是开启民智的重任,而是在某一个专业领域走得更远,通过研究的成果成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民国之后,大师依然在。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一百多年前英国作家狄更斯写下的名言,放在“今天是否还有大师”这个讨论话题中似乎也挺合适的。

是的,一方面,当代科学技术、文化产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我们生活在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极其充沛的年代,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各行各业顶尖人才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和大师辈出的民国时期相比,当下的“大师名录”似乎黯淡了一些,我们很难立刻想到一个“名字”,在全民的认同中,把他奉为大师。其实,时代在变,大师的定义也在变。



只想到民国大师,那是一种“回忆滤镜”


提到大师辈出的年代,大家总会想起民国。辜鸿铭、章太炎、蔡元培、傅斯年、陈寅恪、刘文典、钱穆、顾颉刚、潘光旦、李济、鲁迅、胡适……这一大串闪闪发光的名字与那个烽烟四起、颠沛流离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碰撞出独特的魅力。

为什么我们觉得民国时期的大师那么多?

第一,当时大部分民众处于蒙昧状态,那个时期的大师们担任了“启蒙者”的角色,开启了思想上的新时代。大多数情况下,“从无到有”都比“从有到多”有着更强的历史意义,也更容易被人们记住。大多数人都会记得某个领域的“开山鼻祖”,尽管后继者可能取得的成就更高,但他们的知名度往往小得多。

更何况这批大师们生于忧患,重任在身,历史形象如此鲜明,尽管现代的大部分人很难说清他们的学术成就,但那些民国大师留下的种种传说足够大家津津乐道了。难道不是吗?提到辜鸿铭,很多人会想到他钟爱小脚的“癖好”,有谁知道他将多少国学经典翻译成了外文?提到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大家对他们的“三角关系”印象深刻,有多少人知道梁林二人对古典建筑的贡献?知道金岳霖的哲学理论?

第二,乱世出英雄,民国时期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个杰出人才更容易受关注,也更容易被仰望。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曾做过一个统计,当时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当中,还包括那些只认识几百个简单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在民国,对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的老百姓来说,一个杰出人才更容易被奉为大师。著名史学家钱穆曾评价民国是学术衰世,横向比较起来,那个时期的大师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为有限,整体学术水平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日本京都学派就曾表示民国学术发展缓慢,只有顾颉刚达到了国际水平。

第三,我们遥望回不去的年代,总是隔着一层回忆滤镜。早在几千年前,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就颇为怀旧地感叹说:“唉,假如我不是生在现今第五代的话,那该多好啊!”按照希腊传说,将历史划分成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几千年来岂不都生活在最糟糕的“黑铁时代”?

在中国也经常能听到类似的论调,比如“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以及现在的“民国之后无大师”,其实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的,也许在发展的进程中,很多优秀的文明、优良的文化基因消失了,也会出现暂时倒退的情况,但从总体趋势来看,人类一直在进步。

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回不去的时光总是最好的,我们用带着浓厚主观色彩的“回忆滤镜”去追溯民国,那段风雨飘摇、国弱民贫的岁月也被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彩。其实民国时期国力贫弱,我国本土并没有培养出很多理工科人才(那时的很多理工科大师都是在国外受教育的),引以为傲的人文、社科人才,其取得的学术成就也不及当代学者。反观现今,我国出现了大批自主培养的理工科高精尖人才,自主研发了一系列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产品,就连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比民国时代更加完善进步。


感觉今天大师少了,那是我们存在“偏见”


说完了民国的“回忆滤镜”,我们再说说现今的“偏见”。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时代没有大师了?是因为当整个社会完成了“精英社会”向“草根社会”的转变。当夜空中月亮不再是唯一的光源,在漫天繁星铺就的璀璨夜晚,你反而很难辨认出,哪颗星星是最亮的。

和民国时期相比,现今大众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眼界更加开阔、见识更加丰富,对待大师的态度也变成了平视共处,并勇于发出质疑和反对的声音。现在似乎很难看到一个“权威式”的人物,任何一个学术观点都有被质疑、被反对的情形出现。这是一个消解权威的时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更愿意用“专家”“学者”甚至不那么正式的“大咖”“大拿”去取代听上去很神秘、神圣的“大师”称谓。

比如登上《百家讲坛》后被大众熟知的阎崇年,他是研究清史的专家,不仅论述颇丰,还倡议并创建了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和民国时期的清史大师孟森、肖一山相比,阎崇年的满文功底更为深厚,但上网搜索一下,随处可以见各种“反对者”的声音。

不要因此去感叹什么人心不古,对比过去民众较为单一的推崇心理,当代人敢于对大师提出质疑和思考,对大师进行“去神化”的解读,更能体现出时代的进步。

现今社会,每个专业领域的分工都在细化。就拿人人都会遇到的房子装修来说吧,装一幢房子,要经历土建、基层处理、细部处理多个阶段,聘请电工、水暖工、瓦工、木工、油漆工、小工等不同工种的人共同完成,而从前盖个房子,自己家有劳动力的话,从动工挖土到房子完成,是差不多能包办的。

盖房子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构筑一栋学术大厦?因为社会分工不同,民国时期的大师们可以是一人横跨多个领域的“百科全书式”人才,但现在的大师们多是集中精力在一个专业领域走得更远更深,其取得的学术成就也许更多。但“隔行如隔山”,很多专业领域响当当的大师,如果没有媒体的广泛宣传、民众的特别关注,知名度其实是不高的。除非是获得了世界级的奖项或者突破性成就,才有可能成为“国民大师”。

随便说几个名字:戚发轫,谈家桢,权希军,陈能宽,大家能一一说出这些人的来历,了解他们是干什么的吗?戚发轫是我国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总设计师,谈家桢是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的遗传科学家,权希军是当代书法大家,陈能宽是金属物理学专家、中国爆轰物理专业的开拓者。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足以被人们称一声“大师”,但因为“曝光率”不是很高,知道他们的人也远没有知道民国大师们的人多。纵观我们这个时代,出了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屠呦呦;出了一大批科技精英,圆了几代人“上天入海”的梦想;我们过上了物质极其丰富的生活,这些难道不是各行各业的大师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当然,民国时期那些大师们破旧立新的进取精神、严谨治学的风格和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在现今依然值得学习。但与其一味地沉溺在想象中回不去的“黄金时代”,忽视现代的科技发展、生活进步,否定现今大师的贡献,对今天的大师们也是一种不公平。


今天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大师


和民国时期肩负着开启民智重任的大师们不同,现今社会赋予了大师们不一样的时代责任。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应该是个什么样?总结起来,我们认为,今天的大师应该具备工匠精神、具有专家治学能力,能够用科研成果让百姓的生活更好,让社会更加进步。

“太行山上的新愚公”——经济林专家和山区治理专家李保国就很符合这些“标准”。1981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李保国响应学校号召,一头扎进太行山,搞起山区开发研究。30多年来扎根太行山,他先后完成28项山区开发研究成果,示范推广36项实用技术,帮助10万余农民走上致富道路。2016年,积劳成疾的李保国因心脏病突发过世,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对此作出批示:“广大党员、干部和教育、科技工作者要学习李保国同志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奋发作为、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自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李保国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不仅因为他在专业领域获得了多项科研成果,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个身体力行从事科技推广服务和科技扶贫的科技特派员,将专业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带领当地老百姓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在这个年代,其实不需要羡慕旁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专业领域大师的可能。

因为这是一个教育普及的时代。国家给了民众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拥有知识不再是哪个阶层、群体的特权,我们有机会学习各个行业最专业、最顶尖、最前沿的知识。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紧密相连、各种观点思想都在碰撞、都被包容的年代。我们会接触到来自全球的海量信息,积极创新也被时代允许和鼓励,也许我们的每一个异想天开,每一次成功实验,都将在下一秒改变世界。

因为这是一个飞速发展、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年代。在工业革命4.0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工作的机会和种类也越来越多,你不需要成为通才,只要在自己的领域足够专业,走得足够远,你都可能成为业内被认可的大师。

因为这是一个站在大师肩膀上继续前行的年代。前人留下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无比丰富,站在巨人的肩头,我们有能力看得更远,走得更远。

可以说,今天这个时代,只要你认真努力,心怀目标,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擅长、专业领域的大师。你可能因为写出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而成为被民众熟知的“国民大师”;也可能在某个冷门、小众领域有了惊人发现或者新的理论,而成为被业内认可的“行业大师”;甚至你可能因为特别会收纳、打理家务,经过你的妙手,能让一个普通的家变成独一无二的温暖存在,而成为家人心中的“生活大师”……

夜幕下,一轮明月高照固然美丽,但总显得有些清冷,只有群星的灿烂闪耀,才组成了最热闹、生机勃勃的夜晚。今天的时代不是没有大师,而是对大师的定义已经改变。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大师。



背景·盘点


莫言:建立“魔幻王国”的文学大师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的一系列魔幻现实作品融合了民间传说、历史与当下,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张力,他用深邃的文字和夸张的表达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异于现实又脱胎于此的魔幻世界。

从《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通过20多年的书写,用文字建筑了一个“高密东北乡”王国,王国里有着残酷的现实与蒙昧的混沌,也有着热烈而执着的爱情,更有种种荒诞离奇却又生动逼真的传奇述说……

莫言的获奖作品《蛙》给人带来很大的震撼,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展现了国家不同阶段的生育历史。“姑姑”曾是村里拥有先进妇产科知识的女医生,替无数个孩子接生;她也曾因为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终结过无数个“计划外”胎儿的生命。退休后,晚年的姑姑对生命有了重新的审视和思考,她通过想象,把那些她扼杀过的胎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让他把“孩子们”捏成泥人,用这种方式弥补她的歉疚。

“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我不了解很多种人,但我了解农民。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了解中国乡土文化、农民群体的莫言,是当代文学大师的代表。


屠呦呦:挽救无数生命的中医药大师


2015年10月,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以及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屠呦呦的获奖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荣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屠呦呦团队与中国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全球数亿人因这种“中国神药”而受益。目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和相关药剂列入其基本药品目录。

诺贝尔奖评委让·安德森认为,“屠呦呦是第一个证实青蒿素可以在动物体和人体内有效抵抗疟疾的科学家。她的研发对人类的生命健康贡献突出,为科研人员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屠呦呦既有中医学知识,也了解药理学和化学,她将东西方医学相结合,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屠呦呦的发明是这种结合的完美体现。”

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构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应用在治疗中,挽救了无数生命,在改善人类健康和减少患者病痛方面的成果无法估量。


袁隆平:让人们摆脱“饥饿”的农学大师


袁隆平应该是最“接地气”的大师了。提到他的名字,就连小学生都能一口说出:“他是杂交水稻之父”。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杂交水稻至今,袁隆平率研究团队不断科研攻关,从大面积推广“三系”杂交稻到如今育种“超级稻”,为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

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始于1961年,但直到1970年,海南岛野生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海南本地的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带着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才在一个长满野生水稻的水坑沼泽中发现了一棵他们需要的植株:那棵野生植株贴着地面生长,拥有败育的花粉。那株野生稻被取名为“野败”。从“野败”开始,水稻领域的一件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促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农业技术革命。

“我的梦想是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大粗壮,稻穗像扫帚一样长,谷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人坐在水稻下乘凉……”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袁隆平站在湖南省展台前讲述自己这个梦想。

根据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数据,目前,中国的水稻田里,有58%的水稻是杂交水稻,这个比例在美国是40%,在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平均约为8%。曾任美国总统农业顾问的唐·帕尔伯格评价,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发培育工作“是和平探索对暴力冲突的胜利,也给那些持中央统一管理必将窒息地方创造观点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

这位会种地的农学大师,让无数人摆脱了“饿肚子”的命运。


栾恩杰:实现“嫦娥奔月”神话的航天大师


“嫦娥奔月”的神话在中国流传了上千年,然而十年前,中国的探月工程才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嫦娥奔月”神话成为现实的背后,不得不提到探月工程总指挥——栾恩杰。

2004年1月,我国探月工程被批复并正式启动。作为探月工程的核心人物,栾恩杰曾赋诗一首纪念这个特殊的时刻:“地球耕耘六万载,嫦娥思乡五千年。残壁遗训催思奋,虚度花甲无滋味。”这一年,栾恩杰和各个领域的资深科学家们一起,组建了一个近万人的庞大工作团队,在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嫦娥工程”的三个大步走。“2004年是开局年,2005年是攻坚年,2006年是建造年,在航天史上,仅用三年,就拿出卫星而且是新星,确确实实不容易,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回忆起那段岁月,栾恩杰不无感慨地说。

2017年,探月工程已进入第三期,我们自主研发的月球探测器将完成月面巡视勘察与采样返回。

除了探月工程,栾恩杰50多年的航天工程生涯中还倡导并编纂了我国首部航天白皮书;作为总主编,组织几千名各个领域的专家,用2年时间,撰写出版了图文并茂的《国防科技名词大典》,该书成为我国第一部集国防科技工业各领域专业名词术语于一体的大型专业工具书。

栾恩杰曾说过,“没有哪一项事业能像航天这样表现出一个国家的高科技实力和综合发展。没有哪一项事业,它的成功能如此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振奋全民族的精神。”

从未来发展的眼光看,今天的探月可能只是微小的起步,但对现实而言,它是个新的领域,新的里程碑,也是航天人交给人民的一份答卷。栾恩杰这位航空航天大师,将嫦娥奔月的神话变为了现实。


黄旭华:“隐姓埋名”的船舶大师


1958年,时任中央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向国家提出研发核潜艇的计划,当时的中国不仅国内经济基础薄弱,而且遭受国外势力严密的技术封锁,要独立研发核潜艇简直是难上加难。

在没有外援、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黄旭华带领团队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用了8年的时间就攻克了反应堆技术、艇体线型设计、水下发射、水下通讯等七个核潜艇关键技术,成功造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比美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究时间缩短近两年,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要做深潜试验。试验之前,艇员心理包袱很重,有人甚至给家里留了遗书。作为总设计师,黄旭华意识到了这种情绪,他决定和潜艇的官兵们一同下水。时年62岁的黄旭华随着核潜艇下潜至水下300米,在这一深度,相当于一张扑克牌大小的核潜艇艇壳就要承受1.5吨的压力。黄旭华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并获得成功,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质,从接受研发核潜艇任务伊始,黄旭华坚守工作纪律,不透露工作单位、工作性质,从1958年至1987年近30年间,他从未回过老家,连通讯地址也没敢告诉家里人,就连父亲和二哥去世,也没能回来奔丧。谈起多年的“隐姓埋名”经历,这位核潜艇之父、中国的船舶大师动情地说,“俗话说忠孝难两全,我觉得,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我相信终有一天我的家人会谅解我,能够理解我为国家所做的工作。”


裘锡圭:推动汉字国际化传播的文字学大师


现今知道的甲骨文共有4500多字,学者们“破译”了2000多个单字,但达成学术界共识的不过1000字左右。

历史学出身的裘锡圭惜时如金,不仅打通文史,而且出手不凡:他1961年发表的第一篇文字考释之作《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纵观裘锡圭的学术研究史,他最大贡献是对疑难字的考释:这项工作是很难的,需要对古文字、古文献有精深的把握。裘锡圭文字考释精到,用材料说话,经他考释,不少长期困扰甲骨文学者的“疑字”“难字”释然而解,“裘先生在老一辈学者的基础上,把甲骨文字的考释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业内对他的评价。

除了甲骨文,裘锡圭的文字学研究亦堪称经典。他对汉字的性质、历史、字体演变及汉字结构类型等问题都做出了深刻的论述。比如,关于汉字是哪一类型的文字,过去有不同说法。裘锡圭第一次区分了两个层次的符号,认为文字的性质应当由文字本身使用的符号,也就是“字符”来决定。他在汉字学、古文字学领域的学术主要观点凝聚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

《文字学概要》出版后,已成为汉字研究方面的经典,被各种涉及汉字的论著反复征引,又被翻译成英、韩、日等多种文字,对世界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的人群了解、研究汉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位文字学大师,为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搭起了一座桥梁。


谭盾:用音符融贯中西文化的作曲大师


1979年,22岁的谭盾创作了第一部交响乐作品《离骚》。他因在作品中使用了鼓、箫等当时被认为是很前卫的音响和技术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后来,他的乐曲里延续了这种“中西交融”的风格。

2001年,谭盾为电影《卧虎藏龙》所作的曲子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也让世界记住了这名作曲家。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他的一番答辞概括了他的音乐理念:“作为一个作曲家,我的梦想是让音乐成为无国界、跨领域的艺术。《卧虎藏龙》的原创音乐为东西方文化、情感与动作、高雅与通俗化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开始了一次多元文化融合的新旅程。这再一次证实了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我的另一个重要音乐创作理念就是融合被固有文化分隔成不同类别的音乐,让它们互补长短:比如通过对精神与情感世界的细腻诠释让电影音乐更富于艺术性;通过引入新的表现形式和创新观念而让古典音乐更具有挑战性、更能吸引众多年轻观众。”

谭盾另辟蹊径,首创了“有机音乐”这一理念,他认为:“我们现在提出保护自然环境防止污染,包括吃的、睡的、住的、看的和听的,而有机音乐是用自然的声音,水的声音、纸的声音、石头的声音等创作了一系列交响协奏曲,以体现环境保护和中国人希望得到的天人合一的意境。”从1998年受纽约爱乐委约创作《水乐》首次将“有机之声”带入西方交响乐队,2000年受德国国际巴赫协会为纪念巴赫逝世250周年委约创作的以水和石为音乐主音色的有机音乐剧《复活之旅》,到2003年为庆祝世界建筑奇迹洛杉矶迪斯尼音乐厅的落成,洛杉矶交响乐团委约其创作的《纸乐》,以及2004年的作品《地图》,都是谭盾这一独特创作理念的实践之作。

2006年,谭盾被世界十大中文媒体评为“影响世界的十位华人”之一。这位作曲大师,用一个个创作音符让西方人从乐曲中感知东方美学,也让中国人从乐曲中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古风新韵的魅力。


吴良镛:关注人居环境科学的建筑学大师


2014年,在古城扬州庆祝建城2500周年之际,扬州市新建了一个广场。广场内伫立着几个铜质雕像,其中一位是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吴良镛。

吴良镛少小时,家中欠债,无力偿还,他目睹了收账人无情揭走自家的屋瓦。当时,妹妹还发着高烧。无奈之下,一家人被迫在凄风苦雨中告别祖居,遭受流离失所之痛楚。再大些,吴良镛读了名著《红楼梦》,突发宏愿,将来也要建造一座像大观园那样秀美的园林建筑。

纵观吴良镛的建筑设计生涯,最可贵之处在于,他非常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探索着中国特色建筑与城市理论的发展之路。他创造性地提出“广义建筑学”理论,并在1989年出版了15万字同名专著,将建筑从单纯的“房子”概念走向“聚落”的概念。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建筑学系统性理论著作,被推荐为“一本建筑师的必读书”。在此基础上,吴良镛针对城市化日益加快的进程和建设事业大发展的格局,创建了“人居环境科学”体系。

最能体现吴良镛设计理念的是北京菊儿胡同改建工程。菊儿胡同有一个41号院,原是一座寺庙衍生出的破旧拥挤的大杂院。这个项目不大——建筑面积仅2700多平方米,但牵涉面却不少,许多改造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相冲突,使得一些设计单位望而却步,改造项目一直停滞在规划层面。吴良镛接手项目后,对于这个项目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到了施工图阶段,光图纸就出了95张。改造后的菊儿胡同,设计典雅的“类四合院”两三层楼房一进套一进,白墙黛瓦,完全没有高楼大厦那种冰冷、孤立的感觉。吴良镛倡导以人为本、有机更新的理念,探索出了一条旧城更新和危房改造的新路子。1993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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