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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老字号”危机

2017-05-04 14:51:30来源:《时代邮刊》2017年第4期作者:宾丝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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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人语


全聚德、同仁堂、王老吉、恒源祥、青啤、老凤祥、东阿阿胶、张小泉……这些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中华老字号品牌,这些“金字招牌”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文化记忆和情怀。正如一位民俗专家所说的那样:“老字号是一个地方的‘老公民’,是老百姓的‘老邻居’。归根结底,老字号是一个国家的商魂所系、商道所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些老字号店铺就构成了地域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


据有关数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至少有16000家老字号,时至今日,不少老字号纷纷破产,目前,全国经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共1128家,发展比较好的企业占比只有20%至30%,多数老字号经营情况欠佳,不少老字号甚至处于“僵尸”状态,空有品牌,已无商品面市。


如此看来,“中华老字号”或许真的已经陷入危机。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老字号品牌日益没落甚至是消亡,让人难免会惋惜、唏嘘和无奈。但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传统文化的需求再度兴起,老字号的新生也逐渐显现,如何把握住这次机会应对“中华老字号”危机,不仅是一种历史责任,更有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执笔/宾丝丝)



“中华老字号”: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中华老字号”是指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沿袭和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历史痕迹、具有独特的工艺和经营特色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取得了社会广泛认同,赢得了良好商业信誉的企业名称,以及老字号产品品牌。


在北京,有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叫“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全聚德烤鸭真遗憾”;在天津,消费者喜欢用“狗不理的包子——一屉顶一屉”来比喻商品质量过硬;在长沙,“麻辣仔鸡汤泡肚,令人常忆玉楼东”是老百姓的一句颇有文化味的评价。这些民间智慧,充分证明了“中华老字号”在国民心中深远的影响力。一座城市的老字号,不单单是简单的商业符号,而是在上百年的商业活动中,形成的独特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理念,它是一种十分可贵和不可再生资源,其品牌意义与价值远远超过了物质意义。老字号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传承老字号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文化。与中国建筑、语言、艺术等特色文化的典型标识一样,拥有文化承载的“中华老字号”,同样能够完美地诠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黯然失色的“金字招牌”



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的品牌不仅仅是优秀民族品牌的代表,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这种独特的文化魅力是一般的品牌所不能比拟的。一家老字号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不过,“金字招牌”只代表历史,并不属于现在和未来。今天来看这些老字号,很多用“步履艰难”“惨淡经营”来描述也并不为过。权威部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各行业的老字号几乎都面临窘境。据相关分析,在1128家老字号中,20%长期亏损,有的甚至被市场淘汰;70%勉强维持现状;只有10%通过改革创新焕发青春,经营良好。在品牌建设日益重要的今天,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却开始黯然失色。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在城市化加速进程的浪潮中,“中华老字号”遭受着巨大的生存危机。譬如,消费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是人们生活一系列的变化。在消费领域,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也随之受到影响。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消费者生活节奏加快,消费的快捷和环境的便利让有些老字号则难以适应这样的节奏。曾是杭州西点第一品牌的“海丰”西餐社因为技术更新缓慢和产品开发速度缓慢,被许多后起的西点生产企业超越,不得不黯然倒闭……长久以来的故步自封和缺乏市场意识,使得一些老字号跟不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脚步,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在小型企业与洋品牌的夹击下,部分传统老字号的地盘逐渐被蚕食。外资企业在经营模式上采用连锁、规模和标准化形式,技术上比较稳定;产品创新速度比较快;包装卫生时尚;统一价格,统一供货。这些都为其控制成本,保障品质提供了条件。凭借现代的管理方式,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沃尔玛、家乐福、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品牌似乎更显得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而另一部分曾经辉煌一时的老字号,因为不重视信誉与产品质量,自毁品牌从而一蹶不振。2001年9月,南京冠生园因大量使用霉变及退回馅料生产月饼的消息被媒体披露,品牌信誉毁于一旦,并株连其他冠生园品牌。次年3月,南京冠生园宣告破产,被称为国内“失信破产第一案”;2003年,金华火腿的原产地浙江金华爆出个别企业使用敌敌畏浸泡火腿的丑闻,引发“多米诺骨牌”式信任危机,整个金华火腿产业遭遇重创;近年来,老凤祥也同样触发了诚信危机,先是在多地出现质量问题,后又被国家发改委调查,最终因垄断上海地区金价被处罚金323.29万元。事情虽已告一段落,但是,这一问题,始终摆在面前。“如果说老字号品牌是人经营出来的,那么,也只有人才能够毁掉老字号品牌。”一位老字号经营者如是感叹道。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边是部分老字号不珍视百年品牌自毁形象,一边是很多企业却对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垂慕不已。以做羊汤包子著称的杭州百年老店“西乐园”商标,几年前被他人恶意抢注;以做包子著称的天津“狗不理”集团近年来也有苦难言,面对接二连三冒出来的“狗不理醋”“狗不理酱油”,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发表维权声明;还有“上海张小泉”与“杭州张小泉”、“南京冠生园”与“上海冠生园”、“亨得利”与“亨达利”……近年来,很多老字号深陷商标抢注与争夺困局,既影响了本身的发展,也使得一些老字号变得不再是招财进宝的“金字招牌”了。


“中华老字号”陷入困境的缘由



多年沉淀下来的“中华老字号”,缘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如此不堪一击呢?


许多老字号因循守旧,体制和观念滞后,人才缺乏,这是一些老字号从昌盛走向消亡的重要原因。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长期知足于现状,不谋求新发展,大多数老字号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缺少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系,缺乏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始创于1651年的王麻子剪刀曾一度经营困难,负债率高,最终于2003年申请破产,从此,风靡一时的王麻子剪刀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王麻子的经历是很多老字号企业的一个缩影。老字号固有的学徒式的传承方式,从而导致企业缺优秀领军人物、缺优质产品、缺优良技工、缺创新意识。而旧体系更是老字号的最大问题。目前,中国的老字号多是由国企转型而来,传统国企所有的弊端在老字号身上一览无余。作为生产第一滴墨汁的企业,一得阁最大的痛点不是行业的竞争,而是人才的缺乏。“我刚来一得阁的时候,一得阁原来职员平均年龄53岁,30岁以下的一个都没有,这样的职员构造使得企业后劲堪忧。”北京一得阁总经理王杰曾向媒体透露。


品牌无“力”,这是许多老字号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老字号品牌无“力”,主要表现在魄力不足、关注力不足、经营无力、创新无力、传播无力。2015年2月,武汉五芳斋被浙江五芳斋收购。至此,走过69年风雨的武汉五芳斋摇身变成以汤圆、粽子、热干面等传统武汉小吃为主的中式快餐连锁店,从此一年四季都生意火爆了。像五芳斋这种以传统食品著称的老字号,过去基本上是“一年只卖两季”,仅靠着节日时令存活。这种节日火爆、平常冷清的老字号,优势在于传统招牌产品的口味,这是立足和发展的根本,这些老字号能传播至今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能“接地气”,信赖感是让消费群体追捧的情感需求,消费群体需要这种情感归属,人们在消费这些老字号产品的同时,也在寻找和回味着那种归属感,如同仁堂的祖训、云南白药的国家级保密配方等。但由于品牌无“力”,许多老字号企业在“创新转型”时,把自己原有的“魂”转丢了,而新的“归属感”又没有创造出来,由此陷入窘境,成了“捧着金饭碗讨饭”的老字号。


没有品牌意识,抱守老字号的招牌,这是多数老字号衰落的直接原因。随着现代营销方式的发展,老字号连锁经营成为潮流。然而,有的老字号在发展中,会出现急功近利的做法,单纯采取“卖牌子”的方式,导致产品质量、主营业务下降,品牌由此在消费者心目中开始“贬值”。一些老字号在品牌推广方面几乎毫无投入,全靠吃老本,久而久之,知名度日益减弱,品牌价值逐渐消失。有的老字号则以为一块“金字招牌”可以通行无阻,因而盲目多元化,滥用品牌资产,导致品牌定位模糊,消费者品牌认知混乱,损害了品牌形象。在许多老字号经营者眼里,长期的历史沉淀已经为企业积累了无形的品牌资产,是企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但他们却忽视了品牌是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的价值认同,老字号品牌价值量的大小并非企业所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和市场所决定的。不少老字号由于长期忽视品牌经营和建设,躺在所谓的“金字招牌”上不思进取,结果往往招致老字号品牌文化积淀损失殆尽。尤其是一些老字号在产品和服务长期缺乏创新,消费者来到这里既感受不到老字号独特的文化氛围,更享受不到周到的服务,从而使得老字号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号召力和忠诚度大打折扣。更有部分老字号的品牌意识淡薄,无法发挥品牌优势,而且疏忽了对老字号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不注重运用本企业所独有的资源去打造品牌核心竞争力,更不会注重运用品牌优势寻求进一步发展,而是固守“酒香不怕巷子深”“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传统观念,对外宣传不够,营销渠道不广,市场需求难以扩展,品牌价值和品牌效益逐步减少。


在新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中华老字号”如何擦亮“金字招牌”、突破发展的困境,焕发新生机,不仅是关乎老字号发展的大问题,也是“中华老字号”需要共同破解的难题。


打造中国品牌“新符号”




考察“中华老字号”所面临的尴尬和危机、传承和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老字号的价值在于“老”,而其出路却在“新”。因此,打好如下三张牌是“中华老字号”走出危机、成为中国品牌“新符号”的关键。


打好“创新”的实力牌。我们要认识到,“中华老字号”中的这个“老”字其实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老”。今天,我们既要追溯品牌的历史和文化,也要结合当下的社会发展趋势,对老字号品牌理念在传承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注重文化内涵的充实。因此,要保持老字号的创新发展,可以从品牌、产品、文化三方面着手,打造老字号发展的创新模式。企业一定要创新求变,老字号不变的是紧跟消费需求,围绕消费需求,变的是了解消费目标群体的消费需求,满足消费需求。所以老字号要深入剖析消费群体对品牌的需求,做好品牌定位和品牌营销。在产品创新方面,老字号要不断研发、推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品种、新花色、新样式,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2015年,王老吉就在第一时间洞察到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推出万万吉祥罐,成功将电影《万万没想到》的粉丝转变成王老吉的粉丝。在保持特色文化的前提下,老字号还要与时俱进,拓展新的文化内涵,进行文化创新。老字号一定要高高地举起创新这面旗帜,在创新当中去发展,在创新当中去振兴民族品牌。老字号的发展需要借助传统文化回归与复兴的大势,借助消费者,文化、价值、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需要的心理基础,采用现代的营销方式,同时加大文化营销,重新构建消费对于老字号的价值认同。


打好“传承”的长寿牌。对老字号而言,传承是最好的保护,保护就是最好的传承。两者相辅相成,成就了老字号上一个百年的辉煌,也维系了下一个百年老字号的根本生存。需要传承之一是老字号的“诚信”精神,这就不仅需要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以“工匠精神”做出精益求精的产品,还要鼓励老字号技艺传承人到学校兼职任教、授徒传艺,将民族工艺口口相传。传承之二是接班人。师徒制的手艺传承关系正在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工作室中延续,可以让一批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走进老字号的工匠手艺之中。传承之三则是文化的活态保护。鼓励老字号通过建立博物馆等方式实现活态保护与传承等系列举措,可打造文化旅游、工业旅游、体验消费、创意元素、增值服务等多个方面。老字号的发展既需要“百花齐放”,让它们在延续的过程中自然生长,也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老字号品牌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需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自信,只要能够从传统文化价值中,提取明确的价值和身份定位,在价值主张和身份认同方面持续深耕,发扬“工匠精神”,就能塑造“新国货”形象。


打好“世界”的希望牌。“中国梦”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中华老字号”在振兴中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契机。而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则加速了民族品牌改革创新战略升级的步伐,互联网思维营销模式上取得的突破,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们说,品牌是一个企业的形象和符号,也是企业的内在价值所在,“中华老字号”的根基是品牌。希望老字号要抓住机遇与挑战,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尤其是利用好跨境电子商务,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走向世界。尽管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并不十分乐观,但危机和机遇并存。“中华老字号”只要把握全球产业链发展新趋势,以新姿态、新机制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中,通过“走出去”战略通江达海,深入挖掘世界市场,积极布局全球,就能成为世界人民欢迎和喜爱的“中国制造”。


我们坚信,经过历史沉淀和检验的“中华老字号”,一定能成为反映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不断创新发展的优秀载体,也能成为中国故事的演绎者、中国对外交往的名片。老字号不仅代表着一种产品,更代表着一个时代、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对于有着悠久历史、丰富文化内涵,同时又具备强大市场竞争力的老字号而言,获得世界认可,赢得人类共鸣,便是中国品牌的崇高使命。“从民族品牌到世界品牌”的目标已在征途,唱响百年老字号“中国梦”也将指日可待了!


盘点:八大“中华老字号”的前世今生


每一个“中华老字号”都是一个品牌奇迹,“天津狗不理”有150多年的历史,“同仁堂”的有300多年的历史,北京最老的老字号“鹤年堂”的历史已超过600年,今天它们不单单只是民族品牌,更多是一种传统文化,但当我们提起这些品牌,最津津乐道的还是那些不为人熟知的动人故事。


全聚德烤鸭:引百名元首竞折腰


“全聚德”始建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创始人为杨寿山,河北冀县杨家寨人。清咸丰初年,聪明肯干的杨寿山来到北京,开始做鸡鸭的买卖。有一定积蓄后,就把前门大街濒临倒闭的卖干鲜果品的店铺“德聚全”给盘了过来,听从风水先生的话改名为“全聚德”,当时米市胡同的便宜坊买卖很兴隆,焖炉烤鸭供不应求。杨寿山便想用烤小猪的方法烤鸭子。经过多次试验,挂炉烤鸭终于成功了。其色香味都不次于焖炉烤鸭。经过10多年的经营,到了宣统和民国年间,发展成北京有名的大饭馆。


“全聚德”三个字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来以“全”字代表杨寿山本人,二来“聚德”就是聚拢德行,标榜杨寿山做买卖讲德行。他请来一位对书法颇有造诣的秀才钱子龙,书写了“全聚德”三个苍劲有力、浑厚醒目的大字,并制成了金字匾额悬挂于门楣之上。


烤鸭是“全聚德”的主要经营品种,从选鸭、填喂、宰杀,到烧烤,都是一丝不苟的。鸭肉鲜嫩,肉肥而不腻,味美香甜,使人常吃不厌。杨寿山死后,他的儿子杨庆长携手几个兄弟继续经营“全聚德”。在天津南市开了一号“全聚德”分号。从此,全聚德烤鸭,誉满京津,名扬海外,“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是发自国外宾客的赞词,加利、尼克松、希思、海部俊树、李光耀、甘地、西哈努克亲王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元首、首脑、总理及官员都曾光顾过久享盛名的“全聚德”。


五粮液酒:600年窖池留新香


自古川贵多好酒,“五粮液”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之一。四川宜宾是“五粮液”酒的故乡,酿造五粮液酒的历史可追溯到一千年以上。相传,宜宾早在汉时已盛行酿酒,唐代大诗人杜甫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到戎州(今四川宜宾),在所写《宴戎州杨使君东楼》诗中,就“重碧牛青酒,轻红臂荔枝”之句。其时所产“重碧酒”和“荔枝绿”均为唐宋时期的名酒。而“五粮液”原名杂粮酒,据说创始于明代,至今酿造用的酒窑,乃是明代遗物。当时系仿宋代名酒荔枝绿之制法,用多种谷物配合酿制,经历代不断改进发展而成。


明朝初期,四川宜宾一位姓陈的老板,创“温德羊”酒坊,潜心研究,探索出杂粮酒的配方,嫡传六代。到了清代,因陈家绝子,最后一代陈三便将“秘方”口授给徒弟赵铭盛。赵铭盛去世前,又将“秘方”传给徒弟邓子均。邓子均根据其“秘方”几经调整,确定了新配方。1909年,宜宾县团练局长雷东垣有一天大摆家宴,席间使用杂粮酒,满堂称绝。在坐的举人杨惠泉说:如此佳酿,名为杂粮酒,似嫌鄙俗。此酒集五粮之精华而成玉液,何不更名为“五粮液”。从此,邓子均就把自己配制的杂粮酒改名为“五粮液”了。“五粮液”因此而得名。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世界各地的商品包装精美,目不暇接。为庆贺“五粮液”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利川东”商行还特意制作了一块用彩色玻璃镶边的匾牌赠送给“五粮液”的传人邓子均,上书“名振华夏”。自此以后“五粮液”多次荣获国际国内金奖及名酒美誉、铸造了80年金牌不倒的辉煌,不愧为神州神酒。


而更神奇的是,600多年来“五粮液”酒厂的明代地穴式酒窖发酵池得以不断使用,这16口明代古窖池经过几百年的连续使用和不断维护,成为我国唯一现存最早的地穴式曲酒发酵窖池,其微生物繁衍至今从未间断,而且这16口明代古窖池五粮液一直使用至今。这是五粮液集团的瑰宝,也是白酒业的一个奇迹。


张小泉剪刀:乾隆皇帝也心动


“快似风走润如油,钢铁分明品种稠,裁剪江山成锦绣,杭州何止如并州。”这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田汉1966年走访张小泉剪刀厂时写下的一首赞美诗。说的是张小泉剪刀“剪切锋利、开合和顺、手感轻松”的特点。


张小泉剪刀的制作,已有340多年历史,明末清初就已出名。张小泉的父亲张思家自幼在以“三刀”闻名的芜湖学艺,后在黟县城边,开了个张大隆“剪刀铺”,前店后家。张思家做事认真,他打磨的剪刀,坚韧锋利,备受人们的称赞。小泉在父亲的悉心指教下和自身不断实践中,也练就了一手制剪的好手艺。清兵入关时父子俩逃到杭州,在吴山脚下的大井巷内,开设了“张大隆”剪刀作坊,悉心研究打造技艺。在打制剪刀中运用了“嵌钢”工艺,一改用生铁锻打剪刀的常规,选用的又是浙江龙泉、云和之钢,还采用镇江特产质地极细的泥精心磨制,使剪刀光亮照人,生意格外兴隆。张小泉子承父业后,由于制作认真,质量上乘,加上地处清河坊一带,是杭州商业中心,故而生意兴隆,利市十倍。清康熙二年(1663年)为防别家冒用“张大隆”招牌出售剪刀,张小泉把招牌改用自己的名字“张小泉”。


据说清朝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到杭州时,乔装打扮,混入香客之中,信步上山游览。正当游兴正浓,天公却不作美,突然下起雨来,只好下山寻屋避雨,匆忙中走进一间挂着写有“祖传张小泉剪刀”字样招牌的作坊。乾隆好奇,顺手拿来一把剪刀一看,只见寒光闪烁,锋利无比,便买了一把带回宫去。他很喜欢这把剪刀,作为宫内用剪。从此,张小泉剪刀名声大振,打出“张小泉”牌号做剪刀的,最多时曾达到86家,出现了“青山映碧湖,小泉满街巷”的盛况。


吴裕泰茶庄:热情书生成佳话


“吴裕泰”茶庄始建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创始人吴锡卿,安徽歙县昌溪村人。当年吴锡卿随从一位举人进京会试,出门时带了些茶叶,到了北京,举人忙着应试,吴锡卿的空闲时间就多了起来,逐渐也和住地周围的北京人熟悉了起来。为感谢邻居对他们的照顾,他把从家里带来的茶叶送给了邻居。没想到,这些人喝过这些茶后赞不绝口,极力劝说吴锡卿摆个地摊卖茶叶。数日后吴锡卿就在北新桥大街路东的一个大门洞里摆起了茶摊,没过几天茶叶便销售一空。


细心的吴锡卿发现在内城这满汉居住最密集的地方,无论贫富贵贱,人们有事没事都喜欢喝茶。举人落榜后要继续留在北京苦读,等待下次科考。他派吴锡卿回歙县老家替他取些银两,吴锡卿回到家乡,铆足了劲儿,尽其所能带回了大量的茶叶,正式开始了在北京的茶叶生意。

清末时,“吴裕泰”的创始人吴锡卿把茶栈的生意越做越大,以“吴裕泰”字号先后开设了10多家门市商号。吴锡卿在去世前,将所有产业平分成五份,分别写了五张字条,让五个儿子抓阄,谁抓到哪就分到那份产业,凑巧的是五个儿子由大到小刚好顺序抓到了“仁”“义”“礼”“智”“信”。于是几位兄弟就商议将各自分得的商店、房屋等财产重新合并,共同居住生活,共同经营商号。


100多年的时光,在历史课本里也许就是一页纸的厚度,但对于“吴裕泰”来说,却是几代人的奉献和追求,100年前,北京人会说:“北新桥有家安徽人开的茶栈叫吴裕泰。”100年后,北京人会说:“吴裕泰茶叶是人们生活的必需”。


同仁堂药店:官府带头打李鬼


“同仁堂”创办于清康熙年间,确切年代已无法考证,但不晚于1669年。“同仁堂”的创办人姓乐,是浙江宁波人,祖上早在明永乐年间就来到北京,几代人都是以行医卖药为业。到了清初,乐家的后代乐尊育进人太医院,当过吏目。他立志提高中药的质量,于是就在前门外打磨厂开办了一家制药作坊,后来又将“乐家老铺”改名“同仁堂”。


乐尊育的儿子乐梧岗在康熙十四年乡试落第,于是继承父业在大栅栏开办“同仁堂”药店。“同仁堂”前边是店,后边是作坊,自制自卖。由于“同仁堂”一向注重药材的质量,信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承诺,“同仁堂”的中成药在市面上一向声誉很高。


从清雍正元年开始,“同仁堂”就开始专门为清宫御药房提供中药了,连皇帝、后妃吃的药也是“同仁堂”制作的,这样“同仁堂”就从经费上获得了朝廷的大力支持,有时清宫一次拨给“同仁堂”的经费就够用上几年的。“同仁堂”多次为宫内办药,都要先由太医院奏明皇帝,再下圣旨到全国各地,命令各地将上好的药材上贡送到北京。“同仁堂”还常常打着朝廷的旗号到处收购上等药材,使其他药店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由于“同仁堂”的名气大,外地的一些商人也将自家药店改名“同仁堂”,为此在咸丰、同治年间,官府特地下告示,声称对冒着“同仁堂”之名开办药店者一律治罪。也确实有药店因此事被查封,店主被游街示众三天。在没有经济法的旧时代,官府为一家商店如此兴师动众,可以说是十分罕见。


杨裕兴面馆:神仙难吃刀下面


闻名遐迩的百年老店杨裕兴面馆,由店主杨心田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3),至今已有134年的历史。始在湖南长沙三兴街租一铺面,经营米粉及汤圆,为图利市大吉,店主取“富裕兴盛”之意,冠名“杨裕兴”。因经营有方,杨裕兴获利颇丰。1929年,杨心田利用所获盈利,购置房产扩大经营。1934年,杨心田病重,杨裕兴由其子杨菊村经营,并于1937年在青石桥(今解放西路)开设支店。次年,长沙“文夕”大火,两店均被焚毁,数十年基业毁于一旦。火后,三兴街老店重建开业,青石桥支店盖棚屋经营。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三兴街老店再度为炮火所毁。两店只好合并于青石桥,并于次年建成三层新房,转营汤面,因汤面质优味鲜,杨裕兴盛名传于长沙。改革开放后,杨家后人重新恢复杨裕兴面馆的招牌和经营特色。在保持传统品种的基础上,相继推出高、中档新品种和大众化品种,深受广大顾客所喜爱。杨裕兴之所以盛名远播,主要原因是讲求质量。所有鲜、干原辅料,均选上乘正品,不用残次。聘请名师,层层把关。每道工序,每一环节的师傅,均为行业中的知名人物。该店首创手工鸡蛋面条,均匀柔软,味道鲜美,经10多种工序而成,顾客每当品尝,必交口称赞,常喻为“神仙难吃刀下面”。


130余年来,杨裕兴本着“营养美味、清洁实惠、服务社会”的方针经营,已成为湖南长沙传统特色餐饮的代名词、湖湘民俗餐饮文化之瑰宝、中华饮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部授予“中华老字号”金匾,成为全国面食中仅有的老字号烫金品牌。2006年11月,商务部认定杨裕兴为首批“中华老字号”。


六必居酱园店:因制作严格而成为宫廷御品


六必居酱园坐落在北京前门外粮食店街路西,它是全国闻名的老字号。由山西临汾人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兄弟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创办的。由于赵家人很会经营管理,又由于六必居所处的地理位置好,所以买卖开张后,生意很兴隆。


相传“六必居”的牌匾是明朝宰相严嵩所题,当时“六必居”店主要严嵩亲题,但家人怕他拒绝,就找严嵩夫人,可她也没办法。一个丫鬟献计给严嵩夫人:请她在严嵩回府前一遍又一遍书写“六必居”三个字。一日,严嵩醉醺醺回来,醉眼蒙眬看见夫人“六必居”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一气之下龙飞凤舞写下“六必居”三个字,严家人立即把字送给了店主。店主欣喜万分,将它制成扁而高挂店中,自从严嵩手书“六必居”的黑地金字大匾挂出后,原来无名的小酱园身价倍增,“六必居”的名声很快传遍北京城,来买东西的越来越多。由于酱菜卖得快,以后就专营酱菜了。“六必”的要求代表了我国古代几千年积累的酿造工艺水平的最高要求。“黍稻必齐、曲蘖必实、湛炽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六必居”的名称即源出于此。


“六必居”在清代时就被选作宫廷御品。为送货方便,清朝宫廷还赐给“六必居”一顶红缨帽和一件黄马褂,这两件衣帽一直保存到1966年。遵循古训,讲求厚德务实,让“六必居”靠着一瓶瓶微利销售的酱腌菜成为全国酱腌菜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使得这一老字号驰名中外。


老凤祥银楼:金银细工的制作技艺名扬天下


坐落在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老凤祥”,是中国仅有的原店原址一直延续至今的银楼,历史已有百年以上。当年在银楼大门上方,雕刻着一个初升的旭日,下面则是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组成“丹凤朝阳”的图案。这座西式银楼建于1905年,当时老凤祥第二代传承人费祖寿投资把大楼买下,几经翻新改造,将原来设在南市大东门的银楼迁址于此。


那时,上海滩的达官贵人做寿办喜事,宾客们都要送珠宝金银玉器摆件等作为贺礼,老凤祥就专门承接来料定制、来料加工等生意。当时的广告渠道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如何将服务内容“广而告之”?“老凤祥”当家人想了个绝妙的主意,将服务内容和生意范畴写成对联,刻在大门两旁。当时有位叫王恩生的,苏州人氏,是银楼里的“跑街先生”,服务到位,经常送货上门并听取客户意见。多年后,成为凤祥首席发言人的他对“老凤祥”的年轻员工说:“要将顾客当作太阳,‘老凤祥’就是丹凤,始终要秉持服务至上的理念。只有丹凤朝阳,百鸟才会朝凤!”当时的九大银楼,都在时代的磨砺下自生自灭了,唯有“老凤祥”得以留存,并不断扩容,蒸蒸日上。


翻开“老凤祥”的历史文献《凤凰集》,那一段辉煌依然耀眼: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金银器件的所有内容;海上文人、达官贵胄、中外宾客、国际组织、名胜庙宇、典藏精作都与“老凤祥”结下了不解之缘。国际奥委会、国家体委、国务院、人民大会堂、“八一”南昌起义、淮海战役纪念碑、井岗山纪念碑……上海“老凤祥”金银细工的制作技艺名扬天下。


随着历史的变迁,“老凤祥”成为国营金店,20世纪80年代,“老凤祥”的“金字招牌”恢复了,老凤祥品牌、公司和银楼也实行了三统一。费祖寿的儿子费诚昌还将“老凤祥”当成自己的家,成为银楼顾问。费诚昌去世后,他的女儿费佩珠接管了“老凤祥”。“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160余年聚集了许许多多老凤祥人的心血。这只1848年在上海滩起飞的金凤凰也在越来越多新老凤祥人的助推下展开双翼,飞得更高了。


“中华老字号”切莫“倚老卖老”


作为承载中华文明、传承匠心精神、体现诚信经营的重要载体,“中华老字号”更应该肩负起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以崭新的姿态和风采进行改革创新,让老字号有“新内容”“新亮点”“新优势”,焕发生机,重放光彩。

——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姚景源


“中华老字号”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改变思路。思路的改变非常重要,不要以为国内的消费市场已经饱和了,市场永无饱和之日。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中华老字号”的传承其实就是“传”和“承”两个问题。很多老字号的消失是因为“传”不下去,也有些是缺乏“承接地”和“承接人”。振兴“中华老字号”,就要从这两方面下手。一方面让“传”者没有后顾之忧,一方面让“承”者能够更好地发展。

——世界新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   仉志强


“中华老字号”振兴发展正当其时。因为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者在低价和质量之间的选择上开始注重对质量的追求,老字号的特质正符合了这种需求,为老字号发展赢得了机遇。

——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老字号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张健


“中华老字号”切莫“倚老卖老”,自身必须得在不断创新中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上海培罗蒙西服“当家人”   金建华


品牌是国家竞争力的象征,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甚至可以说,如今全球的经济竞争就是品牌间的竞争。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   丁俊杰


现在,诚信缺失和道德滑坡已经成了一个相当普遍和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老字号做好让公众放心的产品,对于企业稳固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基业,以及弘扬民族主流文化都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经济学家 晏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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