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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官员的绰号

2016-06-20 11:29:52来源:《时代邮刊》2016年第4期作者:黄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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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号,古今中外都有,男女老少有涉,褒贬俱存。百姓间互谓绰号者,习见。百姓给官员起的绰号,却足以让“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优秀党员干部,获得的往往是称号,由组织授予,同时体现群众的爱戴。而落马的官员,获得的多是“绰号”,由群众给予,体现的却是群众的反感之情。比如,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为暴力拆迁而被市民称为“李拆城”;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六朝古都被他“开膛破肚”,人称“季挖挖”;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飞扬跋扈,被人称之“武爷”;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人称“王彪子”;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绰号是“刘疯子”;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绰号更直接:“王坏种”……

这些“绰号”虽然只有寥寥几字,但它却浓缩了百姓的智慧,表面上看仿佛都带有一些戏谑色彩,但的确是落马官员在百姓心目中形象的集中反映,人们往往能从中“窥斑见豹”,读出当地群众对其“是非功过”的评说,这也正诠释了“老百姓心中有杆枰”的内涵。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对于落马官员的绰号,绝不可一笑而过等闲视之。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执笔/黄菲)

为官一任,有许多官员干出了造福民众的业绩,留下了美名和佳话。也有一些官员,最终得到的是党纪国法的严惩,还在百姓中留下了种种绰号。透过这些带着戏谑色彩的绰号,往往能“窥斑见豹”,寻到落马官员“东窗事发”前的行事风格和性格特点,也能读出当地群众对其“是非功过”的评说。这种“坊间口碑”虽然只有寥寥几字,但实乃一方百姓对其人政声的概括。

小绰号有大来头


在百度中搜索“官员绰号”,出来了163万个结果。我从这些瀚如烟海的新闻中,毫不费力地列出了一串长长的名单:

“三光书记”: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

“三贪书记”: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

“陈千万”:安徽省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

“五毒书记”: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

“三敢书记”:广东省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国庆;

“教父”:江西省萍乡市原政协主席贺维林;

“许三多”:浙江省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

“表哥”: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杨达才;

“三胡省长”: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

“砍树书记”:江苏省南京市原市委书记王武龙;

“猪哥勇”:福建省原省委常委、秘书长陈少勇;

“李拆城”: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

“一斤八”: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

“季挖挖”:江苏省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

“拆迁大佐”: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

“六百帝”:广东省广州市原市委书记万庆良……

这些五花八门的官员绰号足以令我们瞠目结舌。我们一面深感大开眼界,一面无法不义愤填膺。认真分析这些绰号,不难看出,有几类官员最容易被取绰号,而这几类官员,正是容易惹出民愤的官员。

好大喜功爱大拆大建的官员。

其中,名头最响的要数“拆迁大佐”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他推行强硬、快速的拆迁手段,声称“同意搬迁的大大的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的坏”;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主导过大范围暴力拆迁,被老百姓送了“谷大扒”的绰号,很多住户遭遇强拆,拆前被押到车上或关起来,等房子推倒了再放回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大力推进拆迁被称“李拆城”,在他治下,2009年成都发生了唐福珍强拆导致“自焚”恶性事件;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被老百姓送多个绰号,“季挖挖”“推土机市长”“砍树市长”,都与拆迁有关,他主政南京几年内,满城开挖,把六朝古都变成了个大工地……

这样的官员只重个人政绩,枉顾民间疾苦,无视城市的公共利益,老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所以给他们取了各种绰号。

强势霸道张扬跋扈的官员

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长武长顺的绰号叫“武爷”。他讲“江湖义气”,集霸气、匪气于一身。“武爷”在公安局训斥下属时,声色俱厉,“就像电影中黑社会大哥教训小弟一样。”一些局级领导常常站着一动都不敢动,满脸通红地听着武长顺训斥。

和“武爷”相似的还有“王彪子”。“王彪子”是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的绰号,因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绝对权威和对下属残酷的惩罚手段而得。他工作上因过于“彪悍”而常常小题大做。有人因为和同事抱怨王立军的霸道处事被人听到告发,遭到王立军的严惩,一时间不再有人敢在背后议论他,很多“犯错误”的警察一直到王立军被捕才得以平反。

山西省绛县法院原副院长姚晓红的绰号是“三氓院长”,他打骂百姓,打骂法官,打骂同事,非法拘禁,集文盲、法盲、流氓于一身。

这类官员在当地专横跋扈,唯我独尊,耀武扬威,官气熏天,让同事、下属和百姓都心生畏惧,但他们不但不以此为戒,反而以此为荣,着力塑造自己高高在上的强势形象,民众敢怒不敢言,唯有以绰号表达不满和愤怒。

作风堕落生活腐化的官员。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吹、卖(官)、嫖、赌、贪”样样俱全,集各种劣行于一身,得绰号“五毒书记”;胡长清原是江西省的副省长,大权在握时,香车宝马,金屋藏娇,春风得意,“胡体字”遍及南昌大街小巷,有人送了他“胡师爷”的绰号,并有对联:“南长清北长清南北长清古月胡,东厕所西厕所东西厕所留墨迹”。有人称其为胡吃、胡要、胡来的“三胡省长”;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少亮,热衷于玩车玩狗玩女人,他不仅包养情妇,还跑遍了淄川、张店、恒台、临淄等地恣意嫖娼,于是人们背地里都叫他“飞天铁烙”。

这一类官员最是败坏官员的形象,民间的怨气也最大。他们身为官员,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本该品德高尚,作风正派,成为民众的表率,成为民众信赖党和政府的理由,却胡作非为,花天酒地,奢靡堕落,其德行令百姓既不齿又寒心。

贪污腐败的官员

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的绰号是“三贪书记”:贪权、贪钱、贪色。这位官大人在任时,财迷心窍,连“防艾”资金都敢侵吞;河南省登封市教育体育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李成林,因受贿多为5万元起收,被群众称为“李五万”;已经被枪决的湖南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是被老百姓称为“曾矿长”的“郴州第一贪”,其在任市国土局局长期间,每审批一家矿井开采都有一个“奇怪”的要求,就是必须与该矿的矿主见面,“批条子”开矿是其主要敛财方式。

这一类官员的绰号大都简单明白,比如“某半城”——半个城市的工程都是他家承建的;“某三亿”——贪污受贿了3个亿元……


小绰号有大问题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自古以来,老百姓的评价都是检验为政者最好的标准,“民意不可欺”,绰号往往反映了老百姓对官员个人品德、施政理政等情况的总体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讲,官员的绰号是另类的民意表达,百姓借此抒发对一些官员品行和作风的不满与无奈。

官员的绰号折射出部分官员形象的堕落。从老百姓给官员们的绰号即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地不被“待见”。绰号传神地勾勒出一个个官员的作风和形象。“武爷”“彪子”“疯子”,这样的官员一定是作风专横跋扈,一手遮天,颇有江湖老大的风范;“李拆城”“季挖挖”“韩大锤”,则显示出此类官员在城市管理过程中,热衷大拆大建,胡指挥乱作为的做派;“三敢书记”“五毒书记”“一斤八”,这样的称谓给人一种无恶不作、腐化堕落、面目可憎的感觉。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人称“韩大嘴”,在安庆工作逾9年,在安庆人看来,他只知高谈阔论,放空炮却不实干;四川省雅安市原市委书记徐孟加,因其“钱多、房多、女人多”被坊间戏称为“徐三多”,在其落马后,雅安市民用鞭炮为他“送行”,用“毫无建树整天说大话只会吹牛”为他定性。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被群众称之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这些绰号都是老百姓借以讽刺其人其事的典型。这些官员在任时,手握大权、恣意妄为,使大众敢怒不敢言,继而便有了这千奇百怪却又生动形象的“绰号”。绰号如同一面镜子,能照出一个人的品行、作风。一个官员如果德之不正,政之不昭,形象自然很差,绰号因此而生。这种败坏道德伦常、作风纲纪的官员,从他们的“绰号”中便能一见行事从政之端倪。

官员的绰号往往牵连着腐败。有专家称:“官员的绰号往往是腐败的信号。”“沈矿长”必然与开矿有关,“三贪书记”一定是贪名在外,“王三亿”自不必说,至少贪了有三亿元。即使有的绰号听起来与腐败没有直接关系,背后也必然有贪腐。比如,强拆、胡乱规划等拍脑袋决策固然有唯GDP论政绩观因素在作怪,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几乎都是腐败在作祟。有“季挖挖”之称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落马后,纪检部门发现,工程建设方面的腐败在季建业受贿案中占了很大比例,在季建业从苏州、到昆山、再到扬州,最后到南京任职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所体现,“季挖挖”挖的不只是城市,也是自己的钱财。

官员绰号的背后是权力的任性。当权力不受约束时,就表现出蛮横和任性的一面,必然导致难以理解的事情发生。解读这些贪官的行径,无一不是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或跨越权力的边界,染指并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决策,最后导致官怒人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可能会被引入利益的泥潭;在利益的驱动下,更加剧了权力的任性。在这种利益与权力交织又相互助推的背景下,官商勾结就在所难免,腐败就愈发严重。万庆良在广东官场素以喜欢大拆大建而“闻名”。在其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期间,被诟病的项目包括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其主政揭阳时,还曾主持投资30亿元开展两河四岸景观等建设,河道两侧绿化带就宽500米。季建业则喜欢搞大项目的强势推进,往往在没有任何规划的情况下,现场办公拍板,事后再按他的方案补手续。一些强拆项目,他甚至提出:“只要不死人,不死在现场,什么手段都能用。”

官员的绰号也对应着一道道监管的难题。“武爷”绰号所指的,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曾矿长”绰号所指的,是地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拆迁大佐”所指的,则是在不少地方都存在的违法拆迁问题。用更大视野来观察,类似话题在不同地方都存在,只是程度有所差别而已。穷根究底,官员绰号之所以会出现,不过是因为他们手中有着过度集中的权力和社会支配能力,最终突破了职责边界和工作原则,而监管却不够有力和到位。探究官员“绰号”的传播路径,我们会发现,某些官员的恶名绰号在落马前已经臭遍了街,老百姓妇孺皆知,却只“屏蔽”了上级领导和上级监管部门,反倒是顶着恶名不断升迁。这只能说明,在官员的提拔问题上,参考民意的分量不够,在干部管理上,监管的力度不够,机制不健全。


小绰号有大启示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众是各项方针政策的承受者,政策好与坏,人民群众最为关注,也最有发言权。为官为政者的每一项决策部署,都看在人民群众的眼中。能够广为流传的官员绰号,是社会对官声政绩最生动的记录,是人民群众对为官者施政效果的最好评判。

所以,官员的绰号无疑是民意的表达。所谓民怨,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措辞。汉朝张衡在《东京赋》中就写道:“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民怨甚至可催生出仇恨的民众心理。时至今日,在现行的官员考核方式之下,民怨的定义早已悄然变化。但有一点确凿无疑,即民怨就是官员的负口碑。

官员绰号不是民众情绪的唯一载体,但它足以反证民怨的基本发生路径。导致民怨产生主要有以下因素:扭曲的政绩观与重商主义的风行;粗暴的执法观与官僚主义的蔓延;庸俗的官文化与腐败风气的盛行等等。而在落马官员绰号中,这些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体现。公安局长一旦长期沉迷于江湖形象和做派,想不被称呼为“武爷”也难;大拆大建如果成为个人行政方向,且平时作为阴阳怪气,“拆迁大佐”的称号就必须被领受。手中掌握过度的权力和社会支配能力,行政在执意越界,评价就必然市井化。

民怨常常是由忽视淤积所致,这点亦再次被落马官员绰号所验证。社会在日益网络化,每个人都拥有了扩大的个人表达空间,沟通比以前更顺畅,但民怨为什么还会出现,本质上是因为缺乏一种稳定的现实承接和解决机制,由此就只能让民众情绪“慢慢长大”。具体到众多落马官员的绰号上,我们会发现,它们主要指向的领域,比如拆迁和城建,贪污和腐化,正是长官意志容易占主导、民众博弈渠道缺失之地。

而要化解民怨,疏通民情,倾听民意,则不能不重视官员绰号中蕴涵着的治理启示和价值。组织部门要认真践行群众路线,常沉到一线,沉到基层与群众交流,听听官员的“绰号”,挖掘背后的民意。虽然“绰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不妨将其作为一个突破口,把官员的“绰号”作为一个了解干部、甄别干部、培育干部的一个环节,真正打造一支组织满意、群众认可的好干部队伍。管理监督部门要重视官员绰号的“警报”作用,破解其所蕴藏的民意诉求,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对于承担反腐重任的纪检和司法部门而言,尤其要重视官员绰号的“举报”作用,深入民间,发挥群众力量,顺着绰号细细查访,或许就能查到有价值的腐败线索。

官员的绰号是一种镜鉴。对于落马官员所在地方或者机构的管理者来说,应该从这些绰号中发现问题,进行深度的纠偏式治理;对于那些尚且安然在位的现任官员来说,同样有必要对照这些绰号,时时以此为戒,倾听民意,三省其身,谨慎言行,珍惜官声。习近平总书记曾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是不是具有担当精神,是不是能够虔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名领导干部身上是不是真正体现了我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唯有时时警示自己不可借权力之手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成为被百姓称颂的好官员。

为何此前只在小范围内流传的“绰号”故事,于官员倒下之后,就马上会出现在报章坊间?不得不说,这中间蕴涵着权力运行的秘密,亦蕴涵着社会监督的疏漏。个体官员的落马,当然主要是缘于认知和行为的走偏,但官员绰号更是一种人与社会治理间的微妙关系,理当引起提前性的关注。有民怨处必有落马官员的绰号,我们不能只做悲情或怨愤的叙说者,还应做对官员绰号的提前介入者。

这就意味着必须俯下身去,拿出十足的诚意,听民意,解民意,重视民意。须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一部依靠人民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也是一部人民书写的波澜壮阔的建设史和改革史。“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已是被数千年历史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的真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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