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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爱生气

2016-01-10 15:34:13来源:《时代邮刊》2014年第7期作者:黄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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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黄  菲


策划人语

中国人越来越爱生气了。心情不好就生气,办事不顺就生气,遇到问题就生气,为一点极小的事生一场极大的气。而更可怕的是,一生气就以愤怒甚至暴力的方式来表达,伤及无辜。

以“温良恭俭让”为美德的中国人,为什么变得这么爱生气?到底在生谁的气?是对现状的某种不满,对权力的某种不信任,还是因为传统文化美德的失落、转型期社会的焦虑?

爱生气的中国人,如何才能顺气,制怒,不在热血上头冲冠一怒中互相伤害?

生气是本能,不生气是修为,顺气是本事。中国是一个相信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国度,让我们都学会心平气和有商有量有礼有节地处理问题吧。生气是一柄利刃,谁都可能被其所伤。唯有当社会上不再充斥着怒气,怨气,暴戾之气,我们每个人才是安全的。(执笔/黄菲)


做一个不爱生气的中国人


□黄  菲


人人都难以避免生气,但人人都要提防自己的“气”。君不见,有些人的气生出了恶言恶语,有些人的气生出了恶形恶状,有些人的气生出了耳光响亮,有些人的气生出了头破血流,有些人的气生出了牢狱之灾,有些人的气甚至生出了刀光血影,人命关天。


弥漫在生活中的“戾气”


每天只要打开新闻,就会无奈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怒气冲冲的世界里,在每一个场所都有无数的人正在生气。

去银行办业务,队伍排得长了,总有人生气:银行柜台为什么不能多开几个窗口,为什么VIP客户总是优先?快把你们大堂经理喊来!路上堵车了,“路怒族”们便开始狂按喇叭,为什么总是一堵再堵,城市管理者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能用点脑子把城市好好规划一番,那些骑电动车的穿来插去是不是不要命了,边上那辆宝马老想斜插过来是什么意思,开好车了不起吗还不是和我们一起堵着?候车厅的检票口开始进站了,乘客你推我搡拥挤不堪,有人怒气冲冲骂骂咧咧:为什么不能早点检票,非要到最后几分钟才放行,看大家挤成这样就开心了,挤挤挤,挤什么?

这还是最日常的生气,除了白白给自己添堵,让别人难看,于事无补,但也没有更大的破坏力。人非圣贤,食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生气虽然不智,不值,但有时也在所难免。

然而有些生气,就比这严重得多。广州的一位老人,为了争先一步上地铁,一气之下和一个小伙大打出手;杭州的一个男人,因为一个青年没有给自己抱小孩的老婆让座位,一气之下连搧了小伙5个耳光;上海地铁上,因为一个女子没有让座,一个男子对其辱骂,并把前来劝架的另一男子打伤;济南公交车上,一位带小孩的母亲,大搧不让座男子耳光,扬言“替你妈教训你”。

爱生气的中国人不但在陆地上生气,到了万里高空,也不吝于生气。在一趟苏黎世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两名中国男子因座椅问题一怒之下大打出手,飞机因此迫降;在塞班岛飞往上海的航班上,多名中国乘客互相殴打;在南宁到哈尔滨的航班上,因一乘客穿鞋踩座位,而导致三名乘客斗殴。

更让人瞠目的是,在中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的知识分子,也爱生气。一次游行中,一名叫韩德强的教授遇到了反对游行口号的老人,教授很生气,扇了老人一耳光;武汉大学法学院一名副教授因为没能评上教授职称,大为光火,对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教授大打出手;两位知名作家,因为一位认为另一位在作品中丑化自己,一怒之下在办公室大打出手。

官员们也是火气十足。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在微博上生气,大骂网友“人渣、败类”,令众人哗然;广州一位区委常委,在合肥飞往广州的航班上,因为不满空姐对自己行李的放置,气冲冲地用包打砸空姐。

富豪也爱生气。2014年的夏天,潘石屹先生就生了一场举国关注的气,因为和机场地勤起了争执,生气的潘石屹将一个塑料夹子甩到对方的嘴角,地勤小姐的嘴角流血了。

以上这些“生气”,生的还只是怒气,怨气,在动口和动手的阶段就被叫停了,虽然很伤大雅,很伤风化,但杀伤力和破坏力还不算大的,不是最可怕的生气。最可怕的生气,生的是暴戾之气,恶毒之气,不但毁灭自己,还伤及无辜者,拉上不相干的人为自己的生气陪葬。

温州灵昆中学的一个学生因为在课堂上吵闹,被校长黄玉生叫去批评,中间发生了小摩擦,黄玉生主动到学生家里家访,学生的父亲当着孩子的面且不顾孩子的阻拦,狂怒地将黄杀死。

17岁的李梦南用刀捅死了28岁的医生王浩,原因是“我和我爷爷来哈医大看病。感觉大夫好像是在麻烦我。我和爷爷大老远来的,他们不理我,我挺恨大夫的,脑袋一热就把大夫杀了!”

震惊全国的福建南平杀人大案,凶手郑民生砍伤砍死13名无辜的学生,理由是报复前女友叶某,叶某到处说他的坏话,还污蔑他是杀人犯,他不堪忍受,一怒之下去杀人,报复叶某。

我们观察这些暴力事件,可以明显地感到在事件的原因和后果之间,是多么地不相称!而在这两者之间,则是一种“暴戾之气”在运行和推动。这种“戾气”已经潜藏并弥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易驱除,我们自己经常是这种戾气的受害人,但有时也可能是它的推波助澜者或冷漠的旁观者。

     

中国人“气”在哪里


中国人的“气”,来自转型期社会人们内在的急迫和不安全感。

中国人的集体愤怒,是社会转型期的特殊产物。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转型期内集中涌现,原有的社会平衡机制在众多矛盾冲击下逐渐失效;历史传统在转型中出现短暂的断裂,传统信仰和社会准则被视为进步的枷锁。这正是产生愤怒的温床。

一方面,社会急剧发展,带来各种机遇。牢牢抓住这些机遇,成为许多人心中的诉求。人们急于表达,渴望成功,一切都要来得快,晋升、赚钱、买房、出名……一旦上升渠道受阻,一旦现实进展迟滞于理想诉求,失意就转化为压抑和怨恨。

另一方面,转型期社会管理机制的不完善也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狭隘、不包容的情绪。社会生活各领域制度和规章建设相对滞后,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涉及民生的领域尚未实现资源配置的均等化,个人的发展机会未在机制上获得公平化保障,尤其一些“潜规则”和官员贪腐行为的存在,以及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都让许多人有切实的不安全感。往往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一点无足轻重的言词、一个模棱两可的表情,都足以成为情绪的“引爆点”,而个人情绪的“低引爆点”也很容易转化为社会情绪的“低引爆点”。

中国人的“气”,来自公平正义在局部的缺失,导致社会失衡,戾气易燃易爆。

一些体制性的暴力与准暴力行为在传播中走向泛化,如暴力强拆、暴力执法以及个别官员的失当行为,成了某种负面示范。社会矛盾反复堆叠累积,一些地方戾气深重,礼崩乐坏,哪怕只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都会横刀相向。

每个人都愤怒于“别人”的特权,但现实的压力以及“特权”的诱惑,却又让每个人都向往着那些“特权”,一旦得不到,则把戾气四处泼洒,不在意是否伤及无辜。甚至有些施暴者和受害者,在另外的情境下,可能就会互换一个位置。

戾气固然是道德滑坡的体现,本质上却缘于社会的不公平。社会上存在的贫富悬殊、官员腐败、滥用权力等现象,使得一些人在与别人比较时,在心理上容易认为自己是被剥夺和被损害的弱者。

中国人的“气”,来自人人心中有数但全体秘而不宣的丛林法则。

爱生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心态极度敏感而焦虑,对他人缺乏信任感,对周围环境缺乏安全感,认为自己随时可能受到侵犯、侮辱或剥夺。在公共场所,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高度紧张,如临大敌,下意识地要“自卫还击”或“先下手为强”,唯恐自己反应慢了一步,就会被对方视为胆小软弱,成为被攻击、被欺负的对象。

而这背后依然摆脱不了一种丛林心态。弱者害怕持强凌弱的人来侵犯自己,而一旦与比自己更弱的人发生冲突,立刻选择拳头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在没有规则或者规则不被尊重的社会,这样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丛林原则,是许多人秘而不宣却深入血液的潜规则,也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它大大降低了社会的文明等级,让社会变得更暴戾,让世界变得更令人担心,将每个人置于潜在的危险之中。

中国人的“气”,来自于浮躁的心态——不是某个人、某个群体一时一地的浮躁,而是集体无意识的浮躁。

有人说:“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置身这样喧嚣而聒噪的环境,人们不想倾听,或者说来不及倾听,更别说把某些东西进行沉淀;如此,人们当然也受不了委屈,不愿意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举个最日常的例子,走在大街上,当你和汽车“狭路相逢”,有几个司机会让你先通过?而反过来,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愿意去让行人。浮躁原来就是这样可以相互传染的。浮躁本身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火气大了,各种违背理性的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就更高。

中国人的“气”,也来自自身文明素养的缺乏。

中国人爱生气有着客观存在的社会原因,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对“坏脾气”爆发的自我抑制能力和收敛程度代表了一个人的文明程度,体现了一个人的个人修养。许多发脾气的人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失,仅仅是因为自己脾气太暴躁,修养太差。那些因为没能及时下车就抢公交车司机方向盘导致公交车撞车的人,那些因为没有得到让座就扇别人耳光的人,那些仅仅一言不合就对别人大打出手的人,怎么着也不能将其发火的责任归咎于“社会”。不加自控地一味发泄自己的坏脾气,并不见得能缓解自己心中的郁结,更无助于缓解社会的戾气。

不生气才是大智慧


生气是人之本能,然而,太爱生气,被自己的愤怒所控制,陷在坏脾气里不能自拔,于人于己都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无论从利人利己的角度,我们都有必要学着做一个不爱生气的人。

首先,要做一个有公民精神的人。

发怒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试图以暴力来宣泄自己的怒火,用暴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种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习惯,实质上是一种弱者的心态,是一种习惯于抱团而不习惯于做一个独立负责的公民的心态。说到底,这还是一种在“臣民”与“暴民”之间迅速变换的心态。一个走向现代法治的社会的公民,遇有纠纷,应当平心静气地申说,遇有不公,应当理直气壮地生气,努力坚持理性的交涉和法治框架内的斗争——虽然这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很不容易,需要勇敢、坚强、热血,还有坚韧和耐心,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坚持这样做,而如果许多人都来坚持这样做,事情慢慢也许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而如果我们向另一条只是发泄怒气的路上走,逞一时之快就可能带来永久之痛,法治之路也将会更加遥远。

也许有人会说,种种社会的不公、问题及矛盾,才是今天国人火气大的真正“导火索”。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凡事只停留于发牢骚、抱怨上,是再轻松不过的事,但于事无补。坐下来,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付诸建设性的、善意的行动,才会真正有助于周围环境的改进。哪怕这些建设性的、善意的行动微不足道,但无数的这样的举动汇聚在一起,就可能变成一种不可低估的正能量。

其次,做一个有教养的人。

“爱生气”并非仅是一个道德命题,更重要的是一种个人素养及其所存在的环境问题,反映的是国人在情绪管理上的不足。文明与理性并非全部建立在道德之上,更多的可能是对自我情绪的控制。因而,对于时下的国人来说,“修己安人”的情绪管理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不仅要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还得有办法让对方情绪很稳定,这样才能避免自己伤害别人,也防止别人伤害自己。教养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

有教养的人才会与人为善。在更多时候,主动向别人传递善意,总会得到别人的善意回应。与熟人友善,与生人友善,养成友善的习惯,使友善待人成为自己发自内心的素养,就会敬重社会的和谐氛围,敬重他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在友善的氛围中,谁都不会那么爱生气。

再次,做一个心态平和的人。

必须承认,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我们也不可能拥有一个真正“万事如意”的人生,谁都会遇到不尽如人意的事情,这就要求我们保持平和的心态。凡事总得悠着点,不能把自己逼到极端、逼到绝路,不管生活是幸福安稳还是艰难多舛,都不能失去控制自我情绪的能力,都不能让暴戾之气主导自我。我们遇到的事大都是小事,既然这样,何妨来一点和解的精神,恕道的精神,自嘲的精神,“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精神?

最后,政府要成为大家的“守夜人”。

“人”都是“社会”的“人”,脱离“社会”来谈个人修养是不现实的。必须承认,在很多情况下,社会规则的变异、公平的丧失,是消解个体安全感,从而让情绪变得更加焦虑和狂躁的诱因。好端端的家一夜之间被强拆的人,我们不能指望他没有怒气;求职机会被“萝卜招聘”挤掉的人,我们不能指望他没有怒气;卖小菜时被城管追打得四处逃窜的人,我们不能指望他没有怒气;去政府机关办个事被冷眼相待四处推诿的人,我们不能指望他没有怒气……那些受权益侵害的人,遭遇不公的人,投诉无门的人,如何能没有怒气?当这怒气越积越多终于爆发的时候,将造成巨大的破坏,很多无辜的人将为这怒气所伤,整个社会都要为这怒气买单,也正因此,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建构才显得如此必要。要通过制度维护让个体存在的空间秩序井然,给道德成长和情绪培育创造条件。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要去除权力戾气,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规则,形成让人们敢于信任规则的环境,从根本上化解社会戾气;要建立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提供及时有效的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的方便之门,令暴戾没有必要;决策层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各级官员要遵纪守法,为民表率,尊重社会管理的规则意识。

一个不爱生气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和谐的社会才是共赢的社会。


□背景·盘点

都是“生气”惹的祸

一张身份证引起的血案


上海新茂大厦发生一起血案,因身份登记起口角,一位快递员拔刀刺伤5名保安。惨痛在不经意间引爆,偌大上海滩不禁为之一震。

事发当天上午10:00,保安姜书军和同事跟往常一样在岗执勤,快递员王成像往常一样来新茂大厦送快递。

姜书军要求王成凭有效证件登记信息后,换取临时出入证件,再行上楼。但王成表示,自己的老版身份证拿回老家办二代证了,现在身上没有证件。此时,电梯开了。王成转身就要进电梯,保安上去就要拉他,但没想到,王成此时转身,手里已握有一把尖刀。仅仅两分钟,5名保安先后流血负伤。

巧合的是,就在血案发生前两天,王成还和保安尚小勇发生争执并报警,起因同样是因为上楼登记的事。当天王成到门岗被拦下后,根据要求进行了身份信息登记。“登记完了,他就要上楼。但我说,你还得留下个东西换临时出入证,否则还是不能进。”尚小勇说,王成这时就显得有些不耐烦,“他说,我已经登记了,为什么还要抵押换出入证?”

尚小勇解释,这是单位的规定。而王成说,自己已经写下身份证号,便不需要再抵押任何东西。

“其他一些快递员,经常来我们这里的,一来就把身份证押在这里,然后我们帮着登记,他们直接上楼送件取件,这样也节省时间啊。”但王成认为,尚小勇故意刁难他,要打110报警。尚小勇劝他,这么点小事,就别打扰警察了,何况也耽搁时间。但王成并不理会。民警接警后很快赶来。“警察觉得我们的要求挺合理的,就劝他别太认真。”尚小勇说,“结果这小子转而认为警察跟我们是一伙的,合伙欺负他。走的时候,他还骂着呢。”“经过这一次,我就知道这是个一根筋的主儿。”尚小勇说,如果当初是自己当班,话说软一点,别和他计较,这场血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快递员张伟说,在送件取件的过程中,与写字楼或单位的保安发生争吵是很正常的。偶尔向保安递根烟啥的,太普遍了。为什么要讨好他们?“因为他们想让我们快,我们就能快。想让我们慢,我们就必须慢。有时候个别保安就敲打我们,别看你们赚钱比我们多,但只要你来我们这儿,就得听我们的。”张伟说,自己要是王成,肯定就会服软。“捅上几刀,当即是发泄了,可你想想,后悔能来得及吗?”


一个枇杷引发的撞车事件


因为买枇杷时和商贩樊先生发生争执,曾先生一气之下开车一轰油门撞了过来,连伤4人。

曾先生和太太开车到水果市场里买枇杷,他们将宝马车停在樊先生的店子门口,曾太太下车走进了店里。曾太太要一个一个挑枇杷,樊先生说,我的枇杷个个都好,没有坏的,不能挑。曾太太说,买枇杷不挑怎么行?我可不想买到坏了的。樊先生说,我讲了枇杷不能挑,你要一个一个挑,我50块一公斤都不卖。曾太太拿起一个枇杷说,睁眼说瞎话,这不就是坏的吗?说着将枇杷往地上一扔。樊先生火了,说,你不买就不买,发什么脾气,给我捡起来。曾太太不理他,往门外走。樊先生火更大了,拉住曾太太,说你捡起来再走。曾先生从车上下来,加入了争吵。

双方争吵愈演愈烈,眼看就要动手了,市场保安蔡先生和几名围观市民赶紧劝开双方。曾先生两口子上了车准备离开,边走边骂,气不过的樊先生追上去。谁知已经启动并后退的宝马车突然一轰油门冲过来,樊先生赶紧闪开才没被撞着,但左前轮还是擦到了他的右腿。

车子撞上了一个高大的脚手架,脚手架轰的一声巨响倒了下来,好几个人被砸伤了。伤者梅女士说:“当时,我抱着两岁的侄女在旁边铺子前面玩,看到他们起了争执,我们只以为是吵架,不关我们的事,也没有避让。谁知道那车油门一踩,居然向我们冲过来,我护着娃娃刚准备往后退,就听见‘轰’的一声,梯子朝我们倒过来,等我们反应过来,我都已经在地上了。娃娃的脑袋上也被砸出一个包。”

受伤的夏女士卷起裤腿和衣袖,手臂和小腿有淤青。她说:“脚是被梯子砸到的,这我记得很清楚,但是其他地方受的伤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当时怕前面那个大脚手架也倒下来,只顾着爬起来跑开。”

现场一位大爷说:“本来只是选不选枇杷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双方都不让步,你一句我一句,越骂越难听,闹到后来伤了好几个人,连小娃娃都受了伤,真是不应该啊!”


一场大雾引起的混乱


2013年1月3日10点起,启用仅半年的昆明长水机场出现大雾天气,造成能见度较低,导致当天440个架次航班取消,近万名乘客滞留。

4日早上,候机大厅的地面一片嘈杂。位于候机大厅一侧的一台热水机一度处于“缺水”状态。机场方面在旁边摆了一台饮水机,但不等里面的水烧开,就被人接走。“吃碗泡面都这么费劲。”旅客抱怨。“摆渡车、廊桥和工作人员比较紧张,所以才出现这种状况,还有一个原因是避让其他飞机。”机场工作人员解释。

4日8点,在航站大厅国内到达出口A大门处,来自安徽宣城的张女士与工作人员发生了争吵。张女士说,她改签的航班8点40分起飞,但她仍没找回3日托运的行李,工作人员最终告诉她“行李丢了”。张女士登机前填写了“行李遗失单”,赔偿价格最高每公斤100元。“箱子里的东西最少价值4000元,而且都是买来送给朋友的礼品。这损失是钱能算清的么?”

4日11点,在国航柜台前,三名男子发生口角后大打出手,其中一名男子解下腰带来边骂边打。机场两名工作人员制止了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来自杭州的胡先生在冲突中被打伤,右眼淤血,眼里还有血丝。他说吵架的原因很简单:“我们都在排队急着办改签,他们往前挤,我们不让,他们就动手了。”

4日14点左右,有工作人员送来午饭,没人排队,盒饭很快一抢而光,有一车盒饭推入候机厅后,则被愤怒的旅客掀翻了。

人群中蔓延的焦躁情绪,令一次次小摩擦演变成了争吵甚至是肢体冲突。“小的纠纷我们都劝旅客自己解决了,达不到案件标准。而且,今天实在是太忙了。”长水机场派出所警员表示。

4日晚开始,乘客和航空公司、机场的冲突愈演愈烈。20点,前往上海的孙先生和其他乘客“占领”了航空公司的值机柜台;21点左右,一名国外旅客因为插队问题和保安冲突;21点40分,旅客在大厅中喊着“立刻回家”的口号游行。各种冲突不断上演。

候机楼里像个垃圾场,非常混乱。旅客在里面喊、吵、闹,到处是乱扔的垃圾,情绪都很激动。4日20点30分时,近百名警察进入执勤,场面依然混乱。盒饭被抢得饭菜横飞,甚至有人把餐车都踩坏;打开水的地方必须由机场保安来维持秩序;方便面和饮料被疯抢。一些乘客甚至开始抢飞机,一看到有登机口开放,一些男子就蜂拥而上,喊着“管它飞哪儿,反正我要坐飞机,我没法飞,别人也别飞”。


一个座位引起的命案


怀孕4个月的杨作伍怎么也想不到,还没等肚子里的小孩出生,年仅26岁的丈夫阮钰现就意外离去了,而造成这样的结局,竟源于公交车上的一个空座位。

2月14日下午,杨作伍和阮钰现在武汉汉阳扁担山附近的出租屋内吃过午饭后,见天气晴好,准备乘坐公交车到江汉路逛街,随行的还有阮钰现的父亲阮士奇。

下午两点左右,3人在汉阳大道永安堂公交车站上了一辆707路公交车,车子到市财校站时,因有人下车最后一排出现空座,杨作伍和阮钰现都坐了下来。阮钰现见靠窗处还有一个空座,便示意父亲过来坐,但这时一名刚上车的中年男子试图挤过阮钰现去坐那个座位阮钰现一边示意对方这是给父亲占的座位,一边用双腿卡住位置,不让对方穿过。此举显然激怒了对方,中年男子想要强行闯入,而阮钰现也毫不示弱,死活不让。

僵持了一会,中年男子突然用拳头打阮钰现,他身后的一名壮小伙也上来打,还有一名中年女子也冲了上来。冲突中杨作伍的肚子被撞了一下,就质问他们为什么连孕妇都打,他们这才停手。

冲突短暂平息后,阮钰现见妻子捂着肚子担心出事,便要求对方带他们去医院检查。此举再次引发冲突。年轻一点的男子掐住阮钰现的脖子不放,杨作伍在旁边想要拉扯一下,也被那名中年女子打了一下。车子到了汉阳大道好美家站后,那3个人准备下车,阮钰现也追了下去,结果又打成一团,阮士奇担心他们跑了,一把抱住了那名壮小伙。

在车下扭打的过程中,阮钰现的头部遭到击打,随后整个人一下子瘫倒在地,脸色惨白,动弹不得倒下后,就再没说过一句话。杨作伍感觉事态严重了,慌乱中拨打了110,警方赶到现场后,将中年男子等3人抓获。医务人员随后赶到,在救护车上对阮钰现进行施救,赶到汉阳医院后,又抢救了1个多小时,但最终还是抢救无效死亡。

阮钰现老家在十堰郧县农村,12岁的时候母亲离世,父亲一人拉扯4个孩子长大。阮钰现是家中独子,高中毕业后就到武汉打工,经过几年打拼,终于站稳脚跟,先后买了车买了房,老婆又刚刚怀孕。“我以为幸福的日子就这么来了,结果人却没了。”阮士奇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370元引起的杀人案


2012年2月12日上午,广东省东莞市,来自湖南的21岁小伙子吴刚寻找工作时遇到了同是21岁劳务公司摆摊招工的舒南。招牌上各个档次的岗位都有,而工资没有低于2000元的,而且承诺购买“五险”,还包食宿,专车免费接送,包成功进厂,吴刚被这优厚的待遇吸引,交了270元介绍费,次日又交100元体检费。最后这100元是吴刚跟朋友借来的,交完这370元后,他几乎身无分文。

很快吴刚发现了问题,美好的承诺在他交了钱后变成了一张白条,交了钱后工作却不见踪影。吴刚便上门要求退钱,几次理论只退70元,劳务市场则再也不理睬吴刚。吴刚非常气愤。

2月14日10时许,吴刚再次到上回的应聘现场,他发现舒南还在摊位上招工,见到吴刚时,还问他要不要找工作。舒南对两天前招呼吴求职一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心怀不满的吴刚掏出水果刀,上前冲着舒南的颈部刺了一刀,舒南见状逃跑求救,吴刚上前追赶并朝舒的背部捅刺了数刀。吴刚追赶舒南跑到厚街车站的站前广场,将舒踢倒在地,嘴里反复说着:“让你骗人,让你骗人!”群众报警,民警赶到后趁其不备用钢管敲掉了吴手中的刀,当场将他抓获,舒南被送往医院后证实死亡。

审判席上的吴刚看起来文静而且稚嫩,怎么也无法让人联系到“杀人”这两个字。大多数时候他沉默不语。公诉机关指控他犯故意杀人罪。


改年龄未遂引起的爆炸案


2013年3月15日,厦门市出台了《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未安置就业上山下乡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陈水总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信息。按通知规定,他这样有上山下乡经历,未安置就业的厦门户籍,“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人员”通过手续,可办理退养。陈水总全力以赴要把这件事办成。他在微博里这样写道:“3月25日按照董科长的要求到中华派出所思明档案局、马巷派出所、翔安档案局把能找的材料拿来,董科长一句材料不足又把我挡住了,没办法再上一级,把这些单位不提供材料情况申诉。”

4月,陈的信访从司法部门转到中华街道办事处社保中心主任冀月娥手中。陈简历中的上山下乡经历触动了还有一年将退休的冀,冀决定去陈家探访。“我很少去这样的地方,条件确实不好。”冀月娥告诉陈水总,他还差一年就满60岁,那时才可以办理退养。双方和和气气就此作别。

陈水总再一次将“矛头”指向“董科长”。他在微博中写道:“4月18日,本以为该说明的情况都已说了,这下该办理了,不料董科长又以准迁证未写年龄为由,不予办理,真是当官张一下嘴,草民跑断腿,中华派出所当时只拿半张的准迁证给我,这还是看在您董科长的面子给的,再说这材料是你们公安机关写的,无奈再次上访,说明情况。”

4月25日,中华街道办事处《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的结论是:“户口本及身份证均显示陈水总1954年3月出生,根据法规确实不能办理退休。”这份意见书被陈水总于5月2日签收。他又先后5次到信访局找董科长。

6月初,大哥陈述听陈水总说起户籍年龄被弄错,“他说公安局的人跟他讲,我愿意帮你办就帮你办,我不愿帮你办就不办,那是我的权力。陈水总当即回复:我死了,也不会让你好过。”陈述提醒陈水总:“送两三千购物卡就搞定了。”但陈水总仍然坚持:“不要!我正正当当地办理,实在不行就告到福州,告到中央去!”

6月6日,陈水总再赴思明区公安分局,目标依然是董科长。他在微博中写:“终于等到董科长的答复,他拿出1983年市政府回城审批表说,市政府写错没办法改,草民不得已又到市里问。市信访局说市政府又不管户口的,年龄填写也是按公安局提供材料写的,今天总算明白衙役猛如虎的含义。”

6月7日,震怒下的陈水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6·7福建省厦门BRT公交爆炸案”,陈水总当场死亡,为他偏执的怒气付出了代价,47个无辜者为此丧失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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